最高智库应成为经济决策的外脑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中国智库发展的现实需求，可以看到，社会精英们都希望决策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能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国家现实需求，更加具有科学性。换句话说，如果思想和建议是商品，那么，对于思想研究和政策建议，中国市场的需求应当是很迫切的。但相关的市场环境却似乎依然受限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形式和方法，来制造出有创新性的卓越的思想产品，以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决策？这个大问题随着国经中心的成立及其首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举办，成为了中国社会精英高度关注的大热点。那么，中国的智库发展，是否有可能从此发生划时代的转变？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的书，系统介绍了美国智库的发展状况，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类研究分析。虽然最近几年来，关于思想库领域的研究一直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也有一些相关论文和文章发表。但是由于思想库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没有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到美国思想库实地考察、参与其运作，从而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清华大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8访问学者王莉丽曾专门就这个课题前往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莉丽访问了美国顶级智库的高层管理者、学者，白宫和国会的官员、主流媒体记者，从而成为国内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
王莉丽博士打算在明年春天出版一本新书名叫《美国思想库研究》，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她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国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智库的运作特征及其对舆论、对美国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本报特别访问了王莉丽博士，和她一起探讨了中国智库的生存环境、影响力、发展图景，以及有关国经中心运作的一系列问题。以下是本次访谈对话的片断：
中国智库的优势
华夏时报：中国似乎从来就不缺少向政府献计献策的组织和个人，但学术成果往往不被认可。那么，在美国，那些思想库提出政策建议和领导人采纳建议之间，是个怎样的过程？
王莉丽：我认为，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思想，如果是注重实际并注重创新，而不是太学术化的人云亦云的东西，领导人是会很善于也很真诚积极地采纳的。当然，领导人采纳某种建议往往还需要考虑达到某种平衡。
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达博斯坦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在思想库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与领导人采纳政策建议之间还有一段路。领导人和学者的视角是不同的，学者的某种政策建议在理论上可能会有100%的完美的实施效果，但领导人却需要妥协各方利益，而不是仅仅追求完美的施政效果。
为什么美国政府人员和智库成员之间的“旋转门”的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个非常有利于其发展的很重要的特色？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奥巴马执政以后，32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进入了他的执政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核心官员。这些人本身就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专家，充分了解相关政策实施的背景和现实，因此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其本身对政策的影响力，同时他们也和布鲁金斯学会保持着政策研究的畅通渠道。
华夏时报：中国当前的智库市场环境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中国智库的优势是什么？
王莉丽：与美国智库相比，其实中国智库的确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的。我曾访问过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哈德森研究所，并向其总裁提过一个问题：您认为中美两国智库各自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美国智库最大的劣势在于，我们大多是民间的机构，和政府没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影响政府的决策是非常难的。而中国的智库大多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影响力的通道是畅通的。”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精彩，可谓一语中的。所以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核心影响力的来源
华夏时报：智库最核心的影响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王莉丽：评估智库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就世界范围而言，始终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智库的产品是思想，评估这个思想是否真的产生影响力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完善的框架来做。这种情形之下，很多时候需要借助于访谈的形式。但做智库影响力评估难就难在很少有机会和采访到那些政治决策者，就美国而言，你需要采访总统、国务卿、部长、国会议员等这些核心决策者才能准确获知思想库是否对他们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力。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思想库产品被媒体引用的次数，作为一个其是否具有舆论影响力的判断标准。
在美国，智库的功能是多方位的。第一是影响决策；其次是教育公众、引导公众舆论；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西方智库领导人所认为的核心功能，那就是，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一个很独特的功能。
而中国智库最大的优势却在于，拥有直通高层的渠道，只要有创新的高质量的思想，就一定会影响决策。因此，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我认为国内智库市场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包括国经中心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能否拿出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产品来。
华夏时报：国经目前的研究课题运行所实行的招标制，与其拿出高质量的产品来有何关联？
王莉丽：能否拿出高质量的产品，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市场环境问题。对国经而言，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很大，因为其拥有很高的公信度和很强势的官方背景。主要问题还在于其内部的运行机制、管理机制，以及研究人员的构成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我相信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通过运行来达到自我完善。目前国经中心的研究课题运行，有的实行的是招标制，对此社会舆论颇有些质疑。
在这里，我想阐明一点：可能人们对智库还是不太了解。智库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不是一提起智库就只有布鲁金斯，只有兰德，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在美国，智库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美国太平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采取的是会员制。对外关系委员会有5000个会员，太平洋理事会则集合了政界商界学界许多高端的会员，其本身在职的研究人员并不是很多。而一旦有了研究课题，可以通过非在职的研究人员，整合研究力量。国经目前所采用的模式，其实是异曲同工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
但随着其自身发展，国经未来可能会拓展团队和加强研究力量，吸纳更多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美国智库已发展了100年，而国经刚刚创立只有4个多月的时间，不应对其太苛求。何况中国智库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因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
智库生存发展的土壤
华夏时报：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怎样的土壤？
王莉丽：谈到中国的政治土壤，相信中国高层领导人既然有决心建立这样一个高层的智库，正是希望推进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政治环境只会越来越宽容。
在法律上，因为智库需要吸纳社会多方的资金，美国有个法案，特别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向智库捐款，可以享受减免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也应该创造一个相应的环境。我个人就已了解到很多国内企业家愿意拿出资金支持智库的发展，但可能就因为政府税务政策方面目前还存在某些问题，影响了他们的热情。
此外，政府也应鼓励不同类型智库平衡发展。西方智库已完全市场化运作，不同类型的，包括官方的、大学附属的、民间的智库，都在一个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里竞争。因为竞争、博弈求生存，才可能产生质量好的产品。中国也应推进智库获得同样的发展环境。
华夏时报：对于智库的独立性这个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理解？
王莉丽：从美国智库市场来看，像兰德公司还有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智库，其最初都是由美国官方出资成立的，但这却并不影响其研究的独立性。国内可能对这方面问题存有误解。其实世界各国的智库都有为本国政府政策合法性辩护的功能，也同样有为政府政策独立建言的功能。了解智库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智库一定是为各自国家利益服务的。西方智库总说他们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意识形态、独立于政府，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独立性都是带有一定折扣的，难免会打上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烙印。不过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又确实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保障的。比如在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上，比如要经受市场的竞争，要有研究的公信力和研究的质量，等等。所以中国现在也的确面对同样的问题，的确需要有更多的智库发展起来，才能保证独立性、公信力和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最高智库
的角色定位
华夏时报：从一个思想库研究学者的角度观察国经中心，你认为它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莉丽：作为学者，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国经中心首先应该承担的角色是在经济决策方面成为智囊和外脑，能够为高层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性决策上提出前瞻性建议，影响国家经济走向；其次，国经可以承担外交第二轨道的功能，有利于中国与西方的沟通，帮助中国在国际上赢得更多话语权。另外，我希望国经中心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这个渠道参与到中国的公共决策过程中来。
华夏时报：国经中心当前的研究重心是什么？下一步将要做什么？
王莉丽：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适合由我来回答。不过据我所知，下一步将开展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和研究项目，也有面向社会各界的公开会议，比如每月一次的“经济每月谈”，比如与国外的研究合作也在进行中。
我相信国经中心未来发展会结合世界各国智库的成功模式，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智库模式，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但我对此抱有非常积极的希望，因为尽管路还很长，但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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