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发布《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报告》 林毅夫：资源型城市可以发展得更好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在2月18日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北京大学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论坛暨北京大学首届资源型城市市长论坛上，发布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这个指数包括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转型能力、转型压力和创新等四个相关分类指数。

指数研究的重大意义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会上评价，这个指数研究对于政策制定部门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徐林说，北大发布的这一指数，有明确而细致的分类，从预警，到转型压力、转型能力、城市创新，分了四类来进行指数测算和分析，同时选取了全国116个地级市进行分析和评价，这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林表示，中国众多资源城市中，究竟哪些城市目前面临的困难比较大？最困难的要素是什么？政府在为这些城市或地区进行资源配置，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重点应该关注什么？这正是北大这一指数研究的意义所在。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会上评价，这个指数研究对于政策制定部门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会上评价，这个指数研究对于政策制定部门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尤其预警指数，可以让那些当下日子过得还不错的资源型城市，知晓自己在哪些领域已经进入值得重视、下一步可能将面临困难和压力的预警状态，从而有意识地未雨绸缪，做一些事先的准备，以解决将要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资源型城市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他们在日子好过时，不曾面临任何压力，而一旦出现问题，比如由于资源价格的剧烈变动，或供求关系的变动，或资源枯竭等所导致的问题，就可能比较被动。这样的预警指数，可以告诉政府官员要提前关注的问题，其意义非同一般。特别是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能力的强弱，也有了指数的评估。所有城市增长发展的持续动力都来自创新，通过创新指数，可以看到城市创新能力的强弱。那些创新能力弱的城市，就可以知道在哪些方面补足短板。”

徐林认为，任何一项指数，都会涉及到选取指标的客观合理性、准确性和权重的给予。其中权重的给予带有一定的人为因素，是否科学合理，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指数本身的科学合理性，则可在年度的研究和评估过程中不断完善。

将资源诅咒变成利好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会上发表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把资源与经济发展中所谓的经济发展负担，变成经济发展上的有利条件的问题。对“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或是城市，资源容易变成负担？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现象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把资源从负担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这3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林毅夫认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创新中，首先需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将各种要素有效配置，政府要因势利导，也就是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有为政府，二者共同发挥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会上发表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把资源与经济发展中所谓的经济发展负担，变成经济发展上的有利条件的问题。

林毅夫提出，给创新型企业一定的激励补偿，这种激励补偿不是保护，比如说可以给它免税一段时间，或者给它一次性奖励等，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些资源型城市，应该可以比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得更好，它就可以将资源诅咒变成是一种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不断转型、不断多样化，当中对创新者必须激励补偿，对其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这些都需要资源，没有资源的地区、国家，只能从自己生产的剩余中省出一部分来从事这些工作；而有资源的地区，在资源经济学上称为“猪”，也就是可以不劳而获。资源被开采出来，相对于开采的投入成本是很低的，收益是很大的，所以相当于不劳而获。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用的资源更多，用来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力度可以更大，经济发展转型可以更好更快。现实中当然有很多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变成经济发展非常失败的案例，但是像美国，它是一个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经济也发展得非常好，所以资源不见得是发展的负担。如果把资源用得好，一方面在管理上透明，避免腐败；另一方面知晓资源波动的特性，那么就要把大部分收益节省下来，未雨绸缪；第三方面，如果能用资源支持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则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国家应该可以发展得比非资源的城市、非资源地区、非资源国家更好。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从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发展和环境、公平和效率、失业与空位、总量和结构等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遭遇困难的历史客观性，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最核心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困难较为突出的东北地区，刘伟校长结合自己当年在东北的知青经历，尤其强调了东北地区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培育多元化劳动力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从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发展和环境、公平和效率、失业与空位、总量和结构等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遭遇困难的历史客观性，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最核心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探索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和创新，被认为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只是一个局部的城市发展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要推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取得实效，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引导，资源型城市的主动探索，更需要学术研究的理论先行，以务实、科学、严谨的研究为转型发展的决策和实践提供支撑服务。

自2001年12月国务院将阜新确定为首个“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起，15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转型政策制定部门到政策实施部门，从产业发展部门到学术研究部门，围绕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积累和沉淀了大量的经验和智慧。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对投资、消费、出口 “三驾马车”作用的逐渐弱化，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日益突出的矛盾，亟需培育新的转型发展动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虹说，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本中心主动作为，聚集了中心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优势力量，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虹说，中心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优势力量，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是该中心发起推动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其“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系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该中心发布了首批“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指数”，开创性地对全国 116个资源型地级城市的转型效果进行评价，并围绕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中的共性、特性问题，为各地政府进一步推动转型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得到了中央部委领导和资源型城市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该中心舍弃了传统的以产业为切入点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地创建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指数”，运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实际数据进行分类评价，进行了从“整体到局部、从共性到个性、从现象到原因”的科学分析和论证过程，为资源型城市量身打造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种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定量、定性分析的综合优势，对资源型城市进行系统性描述，对其整体状况进行综合测定，对其转型背后的复杂因素进行层次分析，且能对不同资源型城市进行聚类分析等。因此，指标评价分析的过程既是一个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全貌进行客观还原的正向认知过程，同时在同类项比较分析、影响因素挖掘、相关因素判断等方法的运用中，也是一个问题导向下决策形成的过程。

本次会议发布的“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指数”、“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结合当前中央政府提出的“分类引导培育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的政策导向，对城市转型的动因及其作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将为城市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提供科学指引。

据介绍，北大本次发布的这一指数有几个重要创新：在视角创新上，首次从城市群层面对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估；在指标体系创新上，评价指标的选取更具针对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通过借鉴国家层面和城市层面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研究对象的特点，选择了能够突出衡量资源型城市创新发展情况的特征指标。这样的评价体系对资源型城市更加具有针对性，并且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使得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在应用创新上，搜集了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数据，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了能反映资源型城市特征的第一手数据，并结合熵值法等赋权方法对中国116个资源型地级城市的能力、压力、预警和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对象覆盖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新疆、广东等24个省（自治区），占全国地级城市（293个）的39.59%。评价涵盖了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涵盖了东、中、西部、东北地区和南方、北方地区的差异性，涵盖了享受区域性政策（京津冀一体化）、民族性政策（新疆克拉玛依）等多个层面。通过评价，在这几个层面得到了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我国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分布

从具体的四个分类指数来看，其中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能力、和预警这三个指数最引人关注。

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标体系按其领域分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四个子系统；城市转型能力分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创新驱动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环境治理能力以及民生保障能力五个子系统。

从中得出目前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总体结论为：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337。最高为宁夏石嘴山市，压力指数为0.524；最低为陕西省咸阳市，压力指数为0.164。压力指数平均值以上的有51个，占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43.9%；在0.5以上的城市有3个，分别是石嘴山市（0.524）、七台河市（0.512）、乌海市（0.505）。这些城市由于资源枯竭、资源依赖性强、资源价格下跌等因素，面临着最为严重的转型问题，应考虑通过外力协助减轻其转型困难。

转型压力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区域是新中国最早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地区，资源枯竭现象突出，老国企多，社会负担沉重。南方地区资源型城市压力则普遍较轻。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资源型城市大规模开发普遍较晚，资源预期开采年限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经济社会压力尚未凸显。

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预警指数均值为0.441，最高为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预警指数为0.611；最低为内蒙古包头市，预警指数为0.315。其中转型预警指数最高的15个城市分别为双鸭山市（0.611）、七台河市（0.597）、鸡西市（0.594）、鹤岗市（0.565）、吕梁市（0.550）、伊春市（0.546）、淮南市（0.546）、石嘴山（市0.542）、白银市（0.528）、张家口市（0.523）、娄底市（0.518）、阜新市（0.513）、六盘水市（0.510）、白山市（0.510）、晋城市（0.509）。它们都是转型难度极为突出的城市，其中前四位均为东北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转型问题的严重性。

预警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预警指数则普遍较低，情况较好。按照城市预警指数的排序，将城市预警等级分为安全（绿色）、轻度困难（黄色）、中等困难（橙色）、严重困难（红色）四个等级。

分地区及城市类型开出“药方”

该项研究根据上述评价提出了政策建议：

区域政策方面，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较好，压力较轻，能力最大，但是资源和社会压力相对突出。对东部地区，更多是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城市本身的发展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应支持东部地区城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资源利用能力，缓解资源压力；并支持东部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社会压力。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一般，压力较大，能力中等，其中资源环境压力较为突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能力不足。因此对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要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给予专项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支持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提升民生保障能力，保证城市顺利转型。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较差，虽然面临的压力最轻，但是转型能力较弱，尤其是创新驱动能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能力弱。因此国家应通过政策倾斜，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能力，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最为严峻，面临转型压力最大，经济社会压力较重，转型能力较差，尤其是经济发展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较差。对于东北城市，国家应当给予全方位的扶持，尤其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负担，应建立专项资金扶持；另外，应鼓励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环境；应支持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发挥技术创新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生命周期阶段方面，成长型资源城市面临的总体压力最轻，但由于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压力较重，转型能力最弱，尤其是创新驱动能力、民生保障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最弱。对于成长型资源城市，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发展经济，提高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应出台政策促进成长型资源城市提升科技水平，实现集约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抵御未来风险，加强环境保护能力，防止污染物积累。

成熟型资源城市总体压力较轻，但是环境压力较重，另外社会压力逐渐开始显现；转型能力中等，但是经济发展能力和创新驱动能力相对较弱，未来将面临较明显的发展难题。对于成熟型资源城市，应当在环境治理上给予专项政策与资金支持；另外应当支持成熟型城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实现多元化发展。

衰退型资源城市全方位压力都较重，尤其是经济社会压力更为突出。转型能力较差，尤其是经济发展能力欠缺。对于衰退型资源城市，国家应当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环境治理与恢复等方面出台系统性政策，帮助衰退型资源城市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走出困境；同时应当协助衰退型资源城市改善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城市自我造血能力。

再生型资源城市面临的压力并不小，尤其是资源压力与社会压力遗留仍然较重。但是再生型资源城市转型能力全面突出，因此能够实现转型。对于再生型资源城市，国家一方面应当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社会保障遗留问题予以资助；另一方面应当出台政策支持资源相关产业在更广阔范围内组织原料来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压力。

城市创新指数的全国分布图

从创新指数看，该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该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56个三级指标。

4个一级指标是，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11个二级指标是，创新环境：用于反映城市创新的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既包含了基础性的经济社会综合环境指标，也包含了创新创业环境指标，共涉及4个二级指标：宏观经济环境、创新市场环境、创新人才环境、基础设施环境。

从创新指数综合得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2014年116个资源型地级城市创新指数的均值为0.417。其中，创新指数所包含的一级指标中，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创新绩效指数的均值，别为0.335、0.410、0.338和0.588。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评价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应在0与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城市的创新效果越好或越突出。按照这一思路来对照全国总的创新指数和各分项创新指数，可以看出2014 年全国资源型地级城市整体的创新能力并不突出，其均值低于0.500。从各分项指数来看，资源型城市平均得分最好的一级指标为创新绩效，相比之下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的平均得分很低，均小于0.400。

排名分析特点：

第一，创新指数排名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在地理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集聚现象。从区域分布来看，创新指数排名前15位的城市，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有9个、2个、2个和2个。其中东部城市较多，所占比重为60%，分布于山东、江苏、河北和浙江4省。前15名城市中，尤其在山东省较为集中，占据了5座城市，在地域上呈现一定的“聚集”趋势。而创新指数排名后15位城市，则全部位于西部或东北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城市有8个，上述城市分布于云南、四川、宁夏、广西、甘肃、陕西、辽宁、黑龙江8省。尤其是在黑龙江省较为集中，在地域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聚集”趋势。

第二，评分较高的城市往往具备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源型城市的既有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其创新存在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三，优先获得财政资金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的资源型城市，创新效果未必优于其他城市。从城市创新的总体评价排名来看，这些受到更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的资源枯竭型资源型城市的创新成就，并未显著优于其他资源型城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城市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转型包袱沉重，从而导致中央财政资金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创新能力的整体助推作用有限。有关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了解，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四大指数研究，还将进行更深入的评价指数及相关理论政策研究；同时结合前期研究结果，从2017年开始，在116个资源型城市中选取几个典型城市作为样本城市，对其进行长期重点跟踪调研，总结典型案例、典型经验和典型措施，分析研究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政策研究体系，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及实施提供决策指导。

从近20位学界、政界、企业界人士到场发表观点和参与讨论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北大这项重要研究成果的发布所给予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关凤峻，国务院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中房集团理事长、汇力基金董事长孟晓苏，军民融合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郭世贞少将，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国务院参事、原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司长陈全生，还有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张婕，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建国，安徽省淮北市委常委、副市长朱浩东，河南省三门峡市副市长李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副市长于志善，陕西延安副市长张旭波，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大型监事会副主席季晓南、原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家华，中铝集团高级副总裁刘祥民，中控信息公司首席科学家杨永耀等。10多家媒体记者到会给予了全程报道。（编辑 严葭淇 主编 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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