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美元的想象替代者

于杰

1944年7月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黄金可兑换机制（基于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比价），并成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即黄金——美元本位。全球经济对美国、美元（主权国家、主权货币）的依赖，同SDR的角色和作用之间，存在着悖论。从博弈的角度，目前国际储备中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显然不利于SDR的地位和使用。而如果SDR中几种货币权重相当，则意味着现有全球经济格局下，美国、美元的地位衰落，国际货币和储备体系重新调整，甚至重新出现一个美国、美元的替代者。但要改变美元体系，回到黄金、SDR或任何超主权货币的想法，并不利于如中国这样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和国际贸易的经济体，人民币汇率走势也不会因加入SDR有根本性改变，因此所谓美元的替代者，目前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SDR在美国主导下创设

1944年7月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黄金可兑换机制（基于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比价），并成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即黄金——美元本位。代表英国的凯恩斯和代表美国的怀特，作为谈判双方，有一个共识，即美国会一直强大、持续顺差、美元总会短缺。凯恩斯因此认为，应该约束这个未来的长期顺差国；怀特则坚持，不能对美国太苛刻。他们两人都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美元会面临信任危机，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遭遇挑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伴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意在解决成员国因国际收支恶化导致的流动性危机。但1958年西方出现对美元的信任危机之前，IMF放贷不多，其做的最大一笔业务，是在1956年给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英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这不是因为西方经济体没有危机或资金需求，而是那些问题多被美国解决了。

在1960年前后，因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市场经济国家官方和学者对美元、美国的信心开始动摇；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维持美元信心，当时的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力图扭转国际收支赤字。美国的国际收支确实在1966年实现黑字（这部分得益于美国的贸易收支，其在1971年前都是顺差），对美元的信心暂时恢复，但另一个问题接着出现：其它国家的非黄金储备没有了来源，面临着国际储备流动性不足的尴尬，甚至是麻烦。这是SDR（特别提款权）诞生的背景。当时的十国集团，希望创设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有别于黄金和美元，同时不受制于黄金和美元，以便解决储备（过于依赖美元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动议之初有法国的贡献。早在1964年，法国政府就提出创设同黄金挂钩的新储备资产，并赋予“集合储备单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CRU)”的名称；但在1966年美国积极支持这一动议时，法国又退缩了。法国最初的想法是，能有一种新的储备资产（超主权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特权；到后来，当法国发现，其它经济体的想法，不止是动摇美元，连黄金也可能被动摇时，其总统和财经官员的态度就转向了。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国际货币问题上，法国的立场可以用“充满喜剧色彩”来形容。其同英国、德国、美国之间，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货币外交史，或是两国双边、或是以一挡几，结果多不如意。西方黄金总库于1967年岌岌可危时，法国最先退出黄金总库，加剧了国际外汇市场恐慌和动荡，且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施行黄金官方价格双轨制的：对外贸易一个价格，资本交易另一个价格；1967年时还表示要彻底消除美元嚣张的特权、抛美元抢黄金，在1968年政治危机造成其黄金和外汇接近枯竭时，则主要靠美国的美元信贷支持，才勉强度过难关。在SDR的创设过程中，法国后来变成了一个消极因素。

SDR最终在美国主导下创设。美国期望降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减少其对外赤字及美元同黄金的兑换压力，这些考虑在时间上并不晚于法国的CRU建议。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甚至促使西德、日本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给美国、美元减压。

SDR的先天不足

美国政府内部对SDR的态度并不一致。有支持并坚定看好其前景的，1972年接任财长的乔治.舒尔茨就建议，提高各国国际储备中的SDR比例；也有比较淡然的，当时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身份参与SDR创设、随后亲手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其回忆录《时运变迁》里就指出，SDR是时任美国财政部长Henry Fowler个人的胜利。他同时指出了SDR先天的不足。这些不足，目前仍然存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在创设初期的1972年，SDR在全球国际储备中的占比曾达到7%的峰值，自此一直走低，到2011年降低到0.5%，近两年有所反弹，也只是在2.5%左右。

对于SDR后来的地位越发式微，包括美国支持者在内的西方官员曾认为，SDR创设的时间如果更早一些，影响会更大、效果会更好。但从二战后国际经济发展和货币信用化的角度，即便没有使用上的限制，SDR也很难有作为。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全球经济格局已经确定：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元是最强势货币、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个会议，可视为美国与英国、美元与英镑，在全球位次的交接仪式。金本位虽然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历经反复，且弊端众多，但其时的决策者和市场，均没有放弃和走出对黄金的信仰，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基——黄金——美元本位的理念源头。SDR诞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也被寄予厚望——维护这个体系。不仅是有着长久“爱金“传统的法国，当时的美国也坚持：黄金的地位不可动摇、美元同黄金不能脱钩、黄金的美元价格不可调整。信仰动摇不了，决策者也就慑于迈出放弃黄金这一步。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过渡角色，有着天然的内在缺陷，金本位的弱点并没有能够弱化，不管其是否真如后来的怀旧者认为的那样：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阶段性的）稳定，同时还约束了美国。马歇尔计划及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以及冷战的演进，促使西方市场经济体间加速全球化、国际贸易和经济总量实现倍数级增长。这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努力维系的黄金——美元本位，带来了直接且决定性的挑战——若继续绑定黄金，危机和动荡不可避免。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根据沃尔克的方案，宣布中止黄金——美元兑换窗口，西方世界震惊之余，最初仍在准备和等待回归固定汇率制、恢复美元同黄金的可兑换。但其后的3年，是现代市场经济逐渐从黄金本位走向信用货币的尝试过程，也是接受和确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过程，踯躅、怀疑自然不少。到1976年IMF协定接受西方国家的浮动汇率机制及随后的黄金去货币化，只是给予过去近30年的探索和信用货币时代一个官方的确认（事后看，无“锚”的纸币时代从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就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不是决策者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跨越两个时代（贵金属本位和信用货币）的政府、市场，根据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

纸币信用背景之下，只要市场接受，储备货币发行国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逆差（央行印钞、消费者透支）。1971年黄金——美元脱钩之后，随着石油危机的发展，创设SDR的最初动因已经不被太多关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接受美国对外赤字攀升、美元储备。在1978年美元面临更严重的信任危机时，在1980年代初因阿富汗战争、美国恶性通胀导致的黄金兑美元价格暴涨时，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有被撼动，全球走向货币信用时代的方向没有逆转，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去美元化”的呼声和预期，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但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IMF的SDR就是一个补差的角色——在美国不出手的场合“填空”。

仅从货币的角度，当下的美元不需要黄金等贵金属背书，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信用，美国因此是过去20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或阴谋可以解释的。作为目前信用货币的全球轴心，美元的信用不会受美联储加息与否等货币政策影响。全球储备资产（货币）中其它货币的潜在竞争力（如果有潜在竞争力的话），对美元地位的影响更大。

美元和SDR的博弈

全球经济对美国、美元（主权国家、主权货币）的依赖，同SDR的角色和作用之间，存在着悖论。从博弈的角度，目前国际储备中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显然不利于SDR的地位和使用。如果SDR货币篮子中的几种货币权重接近，其影响力和IMF的话语权可能会更大。要实现这种均衡，只能降低美元的比重。而降低美国、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仅仅是经济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之外经济体，放弃重商主义、大幅降低对外贸易；或者，其它经济体分担美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提高其它货币的权重。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是美国利用资金和市场，拉动西德、日本等经济体复兴，后者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库存兑换极限，这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美元信用的扩张和美国消费者的透支，就没有中国飞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庞大的外汇（美元）储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石。目前，美国不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却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终极市场。没有美国市场需求，全球贸易将大幅萎缩，中国的外贸总量腰斩也不是不可能。这种情况下，结算、储备选择主权货币美元，是中国这些经济体的主动行为，超主权货币很难有作为。如果世界各国坚定地回归自给自足，不需要美国市场，那美元的价值和地位必将大打折扣。只是，此时的SDR或任何超主权货币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各经济体不再有外部逆差问题、也没有美元超级特权的问题了。

另一种选择，如果SDR中几种货币权重相当，意味着现有全球经济格局下，美国、美元的地位衰落，国际货币和储备体系重新调整。要么重新出现一个美国、美元的替代者，这个国家有足够消化外来商品和承担逆差的能力；要么几个大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势均力敌，经济地位、贸易收支相对均衡。前一种情况，只是出现“另一个美元”，改变不了SDR的现状；后一种情况，同样不需要SDR或超主权货币，几个主要货币足以应付全球经济需要，甚至，全球经济没有需要应付的（失衡）问题。日本货币问题权威行天丰雄先生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种预期，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如果要继续依托美国作为终极市场、全球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那只能选择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任何其它的货币、货币单位都只能是一个陪衬。目前看不到打破这一格局的迹象。改变美元体系，希望回到黄金、SDR或任何超主权货币的想法，并不利于如中国这样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和国际贸易的经济体。人民币汇率走势不会因加入SDR有根本性改变，“无（持续）贬值基础”的说法，难以说服市场，且会引出“是否有（持续）升值／不贬值基础”的疑问。日元／美元在3年多的时间里于70——130之间巨幅波动的历史说明，只有波动才是持续的。趋势不可逆。（作者为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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