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会演化出至善?

作者:吴立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6-07-08 23:11:46

摘要:有“达尔文斗犬”之称的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日前出版自传《一个科学家的养成》,回溯了自己家族历史并再次为“达尔文进化论”背书,并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如何从一个敏感多思的儿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人类社会会演化出至善?

吴立

有“达尔文斗犬”之称的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日前出版自传《一个科学家的养成》,回溯了自己家族历史并再次为“达尔文进化论”背书,并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如何从一个敏感多思的儿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新无神论者是什么东东?

想必中国人对“无神论”都不陌生,目前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度”,信奉“唯物主义”,“新无神论者”相对于“物质主义”更极端,他们不仅自己信奉,还积极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同时反对任何宗教信仰,也被称为“科学原教旨主义”,认为凡是未经科学论证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

目前科学界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几乎是一半对一半,而在受基督教文化传统影响的西方科学家中,大多数是“有神论者”,像罗素等即或没有皈依某种宗教信仰,但也依然对很多神秘现象抱持着好奇之心。

其实道金斯也一样,尽管他号称自己反对一切的“神秘主义”,但他本身却是一个“怀疑论者”。

他的《上帝的错觉》一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把他奉为“新无神论者”的旗手,英国媒体曾主持了他与“基督教护教科学家”柯林斯的辩论。经过几轮辩论,柯林斯指出他的矛盾和犹疑之处,因为科学只能发现规律不能创造规律,宇宙何其浩瀚秩序井然,怎么就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呢?道金斯认为我们把未知领域推给上帝就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柯林斯是从无神论者转向有神论者,与道金斯正好相反。道金斯恰是从有神论者转向无神论者,他们都有从个人经验与专业成就来论证各自观点的优势。

柯林斯认为人类对绝对真理与无限的仰望并非是一种智力上的惰性,恰恰是“探索未知”的一种动力,并让我们最终走向“至善”,但“进化论”是无论如何演化不出社会的“美善”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普遍道德源头是来自于“上帝的良善”,而不是人的“自我演化”,不然千年前人的道德与今天并没有天然的不同,一个僻远地区的农夫有时甚至比一个大都市的文人更有德性,科学本身不带来德行,只是给人类带来方便,所以科学不能成为目的,它只能服务于人类,科学是中性词不带任何道德属性,但如何使用科技成果却存在善恶。如果人类的科学成就掌握在极端的科学家手中就会成为一种毁灭性力量,相反科学掌握在有德性的科学家手中就会造福人类,这是柯林斯坚定走上“护教”的原因。

道金斯并不认为人的选择是基于一种“道德”,这不过是宗教强加给我们的一种“伪善”,他认为生物的适应性就在于有利还是有害,但以此推导人类行为,却无论如何都难以让大部分人信服,从生物的个体行为来看,基因固然是自私的,但一个族群或者说人类最终的胜出恰恰是“利他主义”与高尚的宗教情感起了决定性作用。

自私的基因

以色列年轻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就追述了人类的进程,如何摆脱枷锁认识“上帝”,最后到“普世信仰”,这正是人类的飞跃。

不过,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人类相信“虚构的故事”可能是囿于我们的智力不够发达,他们有义务给我们“归正”,道金斯也是出于科学的义务在上世纪60年代写作了《自私的基因》,这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落幕的时候,西方很多学者开始了对“现代性反思”,欧美国家好不容易走出二战阴影,但冷战还是笼罩在很多人心中,当时在“反苏”的主流文化影响下,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三种文化的推动”,也就是“反殖民文化、反基督教传统文化”等运动风起云涌,结合“反越战”,随后的“嬉皮士文化运动”,道金斯作为美国伯克利大学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也加入了这一“社会文化运动中”,在自传中他写道,当时为了回应“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社会至善论”,他开始写作《自私的基因》,也就是从基因的角度来证明“进化论的价值”。显然达尔文所揭示出的“可以进化出完善的社会”已站不住脚,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等“物竞天择”后,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近乎让人类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中,所以很多人开始抛弃“达尔文主义”,重新反思“基督教信仰”,正是在这一思潮下,作为左派科学家的道金斯开始为“达尔文辩护”,他从生物科学的角度让人相信“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不是指“人类社会的进化”,而是指“基因演化的社会性价值”。他的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让很多“无神论者”找到了科学证据,认为“历史的演变并没有什么目的”,人类社会只是自行其是。

《自私的基因》成为当年的畅销书,道金斯说他从未想过这本书会这么畅销,而且影响深远。但在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准确性”,当时写作这本书是不是也有血气之勇呢?

他从他的家族历史追述了自己之所以成为“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过程,主要在于家人都是“实证主义者”,祖父、父亲都是植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他们的思想都建立在生物、动物的观察与推论中,但他小时候却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孩子,对诗歌、艺术与神秘的东西感兴趣,但他往往分不清现实与想象,因为他相信“童话故事”,认为自己是个“轻信”的人,他日后上寄宿学校,逐渐对神学感兴趣,也一度成为英国国教徒,他的家人却并不赞同他的信仰,他在青春期一度迷恋上猫王,因喜欢猫王从而喜欢他的基督教信仰,但当他对猫王的兴趣消失,他也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逐渐从以前的“确信”转变成“反对”,认为宗教是强加给人类的“道德枷锁”。日后他选择做生物遗传研究其实也是想弄清楚人究竟有没有“神的作为”,还是仅是“基因的自我演化”,所以柯林斯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的思想变化也佐证了他总是想通过个人经验与数据来论证“超验的精神”。

人类早期,或者说人类早期的个体性行为或许可以通过生物学、遗传学来解释,但人类的飞跃,也就是人类从摆脱其“动物性”行为的飞速发展中,往往不是“生物性起作用”,而是其“精神性”,用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就是“宗教性”,你也可以理解成“想象力”的取胜,美国就是脱离了血缘、种族的“精神虚构性国家”,不然也就解释不了以色列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能够成活,而周边强大的族群都因“拜物”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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