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重在提升“低效率洼地”

张茉楠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这一阶段，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能力，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高增长红利衰减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

在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内，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究其原因，现实需求 “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投入激发丰裕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的产出潜力。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但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旧常态”特征也尤为突出。

而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十二五”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20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并在2013年跌落至零值附近的历史低位。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我们充分享受到“开放红利”，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整体来看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保持在4%-8%的高位。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一个显著的拐点，我国经济TFP跌落至零值附近。除开资本投入，我国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对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低全要素生产率

VS高资产负债率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的一个显著表现来自于内部资本形成变化，特别是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厘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从经济发展潜力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长空间依然存在，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方式。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7.1%，连续三年下降但依然领先其他国家，而绝对量依然仅为美国的17.1%，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相比，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推动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效率革命。摆脱我国经济增长困局，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着力解决“低效率洼地”问题。

首先，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其次，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第三，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为进一步适应这种新形势，已经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第四，下大力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地设计总体政策框架。第五，全面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打造良好的要素环境。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

与此同时，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投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生态恶化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投资。最后，立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提升中国产业价值链。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全面升级。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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