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摸底“僵尸企业”涉及人员情况 千亿安置资金怎么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慧 马维辉 两会报道
如果说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那么如何安置因去产能而失业的人员则成为了核心的核心。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
3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案办理协商会。工信部、人社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作为相关提案的承办单位出现在会场。在听取了相关提案后,与会部门透露,去产能过程中有关人员安置措施政策将于近期发布。
作为为失业人员提供安置保障的直接部门,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给出的初步构想是,对再就业困难的大龄职工可实行内部退养: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职工本人自愿,企业同意,可实行内部退养,由企业发放生活费,并缴纳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费,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中央财政正计划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方案有了,资金有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便是钱该怎么花?花向何处?花给何人?
据记者了解获悉,根据国务院安排,相关部门正就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办法进行研究,具体方案将尽快落实。
手心手背都是肉
劳动密集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很有可能会成为资金流向的重点。
根据人社部初步统计,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涉及180万名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据记者了解,虽然去产能的重点是钢铁和煤炭,但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同样遍布了水泥、玻璃、造纸、有色金属等多个领域,涉及人员众多。
就此,民革中央的提案显示,经过调研,我国产能过剩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众多,供给侧改革中预计将产生近1000万的劳动力转移,将对就业、社保、劳动供求双方造成巨大压力。
“我们属于乡镇企业办起来的钢铁企业,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抓住了先机,从无到有把钢铁企业发展起来了,但为了响应国家政策,我们成了第一批关停的企业,这一举措对于我们村来讲确实属于断腕之举。”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党委书记韩文臣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停之后,国有企业可以互相进行人员借调,但民营企业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为此,人员安置成了最大问题。
韩文臣表示,企业关停之后,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分流了1000多的劳动力,一部分技术人员分流到周边企业,一部分不够退休年龄的人员成立家政公司,还有一部分人分到村里参与物业的工作,但是,由于资金受限,大部分关停企业员工的社保都没有了。
“我们的矿山已经基本停产了,员工每月只拿1720元的最低工资,其他什么都没有。”2月9日,某冶金矿山公司员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矿山已经走了近千人,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办理了买断手续,年纪比较轻的只能就此耗着,甚至很多人都去跑滴滴快车了。
记者从该员工口中得知,由于已经停产,其单位只能靠卖一些石子支付现有员工以及买断员工的费用。
据记者了解,中央财政虽然已经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进行员工安置,但就目前来看,发改委正在与地方和中央企业进行对接,对产能退出的规模、涉及职工数量以及用工类型、转岗安置的办法进行摸底,下一步,才能以此对安置人员所需费用进行测算。
对于这笔安置资金的划拨,韩文臣希望在操作过程中不要进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分,避免民营企业在资金安置方面被差别对待。
债转股助力企业转型
仅仅依靠财政资金并不足以完成稳妥安置失业人员的目标,最为稳妥的安置自然是再就业,但这又涉及到产能过剩行业的另一个痛楚——转型难。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搞钢铁,全村的1000多亩土地全部盖上了工厂,几乎全村的劳动力都在厂里上班,如今企业关停,老百姓想要这些土地复耕,可是,这些土地已经属于工业性质,根本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企业关停之后也想转型,但这类企业大多存在几十亿元的银行贷款,加上关停的压力,根本无力转型。”韩文臣表示,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去掉了150万吨的产能,但各种补助资金不过300万元,包袱太大、太重,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跟银行协商,针对企业转型给予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在“去产能”、“去库存”等工作任务中,最难的是“去产能”,因为,它不光涉及到人的安排,同时涉及到地方的利益,为此,其今年的两会提案就是关于金融行业如何帮助实体企业去产能。
梅兴保建议,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可以借鉴上世纪末银行债转股的经验,在他看来,债转股是过去解决国企脱困的撒手锏,可以借鉴。
但是,在类型相似之外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债转股”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如今涉及产能过剩的不仅仅是国有独资企业,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涉及的银行产权结构也相对复杂,因此,相应的财政负担也早已不是简单的左口袋出还是右口袋出的问题。为此,对于债转股的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当年搞债转股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现在主要的资产公司和银行已经上市,它们之间的行为不能够采取简单划拨的做法,要采取市场化交易的做法。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