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商业侵蚀的理想生活 蒙尘的丽江古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在雪山脚下，彩云之南，找一处安静的古镇，或隐居小院，或开间客栈，捧着书或茶，慵懒地晒着太阳，这是不少文艺青年向往的丽江生活。然而现实的丽江是：丽江古城目前正陷入一场大范围的房东和租户利益纠纷之中，房东违约和猛涨租金成为一种潮流后，不仅让初具人文形态的客栈文化被破坏，连带导致追求暴利，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恶性循环，在商业化带来的金钱冲击下，古城文化传承也岌岌可危。

汹涌的毁约涨租潮

原本在成都媒体工作的阿玲喜欢画画，着迷于旅行，是一名典型文艺青年。 2006年3月，她从成都到丽江旅行，瞬间被束河古镇纯净美丽的村庄吸引，干脆辞职留在那里，租一个院子，去实现她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她找到了束河古镇中心街尾村的一处小院，打算在那里落脚，开一间客栈，既是谋生手段，也是她生活的依托。很快阿玲就同村民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每年租金5万元，3年一付，合同租期20年，当时双方都很欢喜地憧憬着未来。

随即阿玲全心投入到建设客栈中，经过阿玲的打造，原本杂乱简陋的农家小院焕然一新，不仅有8个客房，还有洗衣房、厨房、茶房等，既有风土特色，又有人文情调。当然阿玲为此除了忙碌辛劳了一年外，还投入了100多万元的积蓄。

当时束河古镇旅游尚未兴起，阿玲的客栈生意冷清，不过生活很平静悠闲，有客人来时，在茶房、院里聊天逗留，空闲时，阿玲画画听音乐，享受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阿玲同房东一家相处也很愉快，逢年过节都会和房东家走动，人情世故一切如常。

不过阿玲称，在2011年旅游市场火了起来，束河房租突然猛涨，原本美好的东西也随之改变了，丽江旅游最旺的大研古城和束河古镇房东毁约涨房租的事情不断爆发。

不可避免地，阿玲和房东之间也发生了不断摩擦，无奈之下，她同意每年涨一定的房租，但房东要一次性将租金涨到每年50万元，阿玲无法接受，房东就要强行收回院子，甚至去剪电线、砍门、强拆和发生肢体冲撞。

阿玲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目前丽江官方正式统计的客栈有600多家，几乎都是外地人开的，他们大多都选择远离都市，带着对丽江的向往，开始在古城追梦，如今却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接受违约涨租，要么被骚扰无法开店迎客，直至被赶走。据丽江市客栈商会统计，古城房租违约率可能超过了80%，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房东和租户之间为租金问题，时有流血事件发生。

古城很多房东的说法是，毕竟前后这些年房租差额太大，合同在签订之初便有很多的不完善之处，那时他们无法预料几年后房租的上涨程度，如今完全按照初始租金，他们无法接受损失太多。

阿玲则认为在当年的拓荒年代，束河旅游业才刚起步，投入客栈也是冒有风险，客栈行业的特征决定，把农村院子变成酒店，除了租金外，装修、设施等要投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多数客栈的合同模式都是一签20年，而且房东希望得到稳定收入，也极力要求签20年。

“房东的受益除了租金外，还有所有投入到租赁房屋上的财物，同时因为旅游业发展增加了房东收入水平。即使20年后，我们离开了，这里已经是做活了的旅游市场。”阿玲说。

在丽江类似的房屋租赁纠纷中，房东和租户各有说法，但合同、诚信和监管却被撇在了一边？

为何由淳朴走向疯狂

“我有4场官司在打，对这里又爱又恨，自己一手用人文情怀投入客栈，但是现在心冷得像冰渣。”阿玲疲惫地说。

“客栈文化是对古城一种人文上的引导，到丽江看小桥流水、东方文化真正能看进去的很少，在客栈能享受人文关怀。”阿玲说。第一代来到丽江有客栈文化意识的人，是海归、老外、港台地区人士，他们喜欢古镇的生活方式，找到民宿住下来；第二代是文青、愤青，逃离都市，追求古镇氛围；第三代是“伪文青”，但也有着情怀；高房租时代进入的则是纯商业的投资者。

阿玲称大研古城是在市区，原住民文化程度相对高，早年违约现象并不多，束河的当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5年来出现爆发式违约。

一些曾被房东违约的租客表示，当地人裙带关系严重，职能部门半数工作人员本身也是房东，家里也有房子出租，外地租客面对房东剪电线、砸玻璃、恐吓威胁等激烈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报警，但警察说合同纠纷不属于治安管理范围。到法院打官司能胜诉的租客很少，一个院子投资随随便便就两三百万，官司赢了最多也只能赔个几十万，而且时间、精力耗费太多。相比之下，房东违约的成本风险却很小。

高额的租金导致承租商户无法走正常的经营路子，恶性竞争到了拉客宰客欺客，酒托饭托各种托。阿玲算了一笔账，比如客栈房租40万一年，八个房间一年入住率60%，每个房间就算卖500元一晚，也支付不了房租钱，变相去做旅游推广，带客购物返点，恶性经营应运而生，这是很多古城古镇面临的问题。

诗人李亚伟这几年很多时间都在云南旅游生活，他认为丽江当地房东违约涨租金事情从几年前就时有发生，今年已经蔓延到大理，“这些地方的百姓本来是相当淳朴、实在、温和。但面对商业利益的诱惑，淳朴也不能坚守。”

诱惑来自于哪里？李亚伟认为，来自于这两年进去找商机的投机者，“他们在内地早就学会了挖别人墙脚，到了丽江和大理，就自然而然使出这些伎俩，看上某处院子，立即许以高价，怂恿助长了房东违约。”

李亚伟说，在丽江、大理等云南的小城，是一种熟人社会，当地人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互相帮忙，导致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很多院落、客栈一租十五、二十年，合同本来签得很明确，可是在商业冲击下房价房租被炒高，合同中租金递增幅度远远小于房租疯狂上涨，房东心理不平衡。他在大理跟开出租车、开小店等当地人聊天发现，都攀比自家院子租了多少钱，租得早觉得不划算，对他们是很大的刺激。

“依然还有很多人蜂拥而至丽江，因为政府每年投资宣传力度大，丽江古镇资源在全国太稀缺，在没有真正深入接触之前，你看到的是一个相对美好的状态。”阿玲认为丽江面临的问题也是国内很多古城古镇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她希望政府部门打破旅游市场泡沫，回到正常的市场经济，合理的房租，理性的心态，让恶性竞争得到纠正。

在商业化中沦陷？

在金钱腐蚀下，诚信缺失、追求暴利、急功近利会不会让古城在商业化中沦陷？

丽江古城租房者、房东各有理由，然而，频发纠纷、冲突、官司、乱象的伤害却在发酵。“你来到我的院子里，已经有一种新行业‘三陪’，陪吃、陪喝、陪购物，打量客人身上穿的衣服值多少钱，戴的首饰值多少钱，判断对方的消费能力大小，再推荐他们去买山货或者银器，带你逛街时，从中获得购物返点。”阿玲说，承租户输官司输得没有信心做百年老店，只能暴利狠赚一把走人，更没能力去做文化传承，古镇的文化正在消亡。

“契约精神缺失不仅仅是在丽江，那里的老百姓原本是很淳朴的，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头脑，这几年随着旅游开发，心里会被金钱腐蚀，抛弃过去的合同、契约精神，甚至用很恶劣的方式对待房客，这当然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著名作家野夫说。

他认为关键是对民事纠纷做不到完全依法公正公平处理，本来合同官司是可以起诉的，被违约驱逐的房客是有可能打赢官司的，但法治水平和执行能力现状决定，即使被法院判赢了也没有办法去具体执行。

野夫说他更喜欢待在大理，他认为这是中国唯一像欧洲的地方，比如瑞士。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坐在家里看云卷云舒，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让你很宁静，“像我们又是内心深处很激烈的人，在北京，会无形之中卷进太多局。这是我们这种50岁的人以后最好的生活。”

不过，野夫说大理也有类似房东违约情况，目前还不是大面积存在，未来情况就不确定了。“商业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原住民想要发展要赚钱，外地人也想来赚钱，这是人的本能动机，谁也挡不住。”

李亚伟也认为：“这几年偏远地区受商业冲击是猝不及防的，金钱从内地发达地区，从上往下冲过去，力量很大、很急，再朴实的人也很难抵挡得住，法律监管缺失，当地的熟人社会也很难按合同处理，张三李四都是亲戚。”

他觉得最早认真做客栈的外地人受冲击最大，这些人给当地带去了旅游生机，他们喜欢那个地方和人，安定的生活，把利益不放在首位，生活放在首位。“现在进去的完全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狡诈商人和狡猾的钱，这股力量冲进了古城，曾经安静的氛围，平和的商业模式一片人仰马翻，暴利、坏钱来了，丽江大理这些小城古镇没有扛得住，也扛不住。”

艺术家刘桐2010年从北京宋庄来到丽江生活，落脚在拉市海湿地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离丽江古城有10公里，因为离旅游中心区比较远，所以当时刘桐看到的村落还几乎没有商业开发的味道。

丽江有很多吸引她的地方，比如寺庙、雪山、气候等，刚开始还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刘桐并不开客栈，所以没有感受到租金上涨的影响，但让她没有料到的是，丽江的物价比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都高，刘桐的生活来源是在酒吧给别人画肖像，卖自己的作品，同时还得依靠家里提供一些帮助。

不过在她居住期间，逐渐感受到了商业化对村庄的改变，草地变成了水泥地，新开了多家采石场，客栈也多了起来。一年后，刘桐因为个人原因不得不离开丽江，如今除了留恋之外，她说离开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以后也不会再回去，那里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村庄。

“没有出路……”野夫伤感而又淡然，“商业化当然对于传统的建筑、风貌、文化都会是有伤害的。像我们这种来云南纯生活的人，是不会离开的，至于那些做生意的人可能会考虑换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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