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解谜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人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分？这似乎是全球大多数人心中都会萦绕的一个问题，但很少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此，当有一个人真的将毕生精力用于该问题的研究，通过收集大量详实的个体案例探寻哪些因素决定了贫困、如何做出自己的消费决策，并搭建出数据模型，从而由微观领域找到理论基础，并最终使其能影响政府福利决策时，他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0月12日清晨6点10分，安格斯·迪顿接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打来的电话。虽然事前知道自己在候选名单之列，但由于研究领域过于微观，一直被外界视作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冷门”的迪顿当时还在熟睡。

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成名，最近30年其理论已经被全球知名学术论文引用近4000次，并已将研究方向转向“关心全球穷人”的迪顿而言，这个奖项的到来所具备的或许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不仅象征着全球所关心的焦点已经由通胀与失业、自由贸易转向了贫富分化、不平等等问题，也象征着经济学理论研究再次由宏观向微观领域迈进，而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则是，实证经济学再次回归到主流视野之中。

传统挑战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得奖声明中，迪顿的获奖理由不仅包括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同时还包含他的方法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对于实证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如此明确的肯定。

一直以来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存在两大流派：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更多思考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而后者则更加看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经济学更加强调抛开或是回避一切价值判断（即判断某一种经济事物是好是坏，对社会有无价值），只对这些现实经济事物的运行规律做出分析，并预测这些规律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后果。

作为一个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迪顿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在了探讨政策变化如何影响个人消费行为，再由个人层面估算这些变化如何得以影响数百万人上。由于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宏观经济学大相径庭，因此迪顿也在更多时候扮演了一个质疑者和挑战者的角色。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回答消费者如何分配他们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问题，迪顿摒弃了此前经济学模型中对于需求的理性假设，取而代之的是引入了个体化、差异化的消费者行为数据，从而建立了一个更贴近真实需求的系统模型。

迪顿和他的同事们将这一模型命名为“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在迪顿看来，世界是一个由复杂个体构成的复杂社会，忽略个体，用简单、统一的标准来定义这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将是十分危险的。

在以个体为切入点寻找到最接近现实的消费模型后，又经过将近十年的实证研究，迪顿发现了此前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失真”现象，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即尽管收入突然改变，但消费习惯会变化得非常缓慢，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走势平稳。迪顿的这一发现也让研究者不再只习惯于依赖整体数据，而将对个人行为的研究也视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迪顿曾表示，“认真地研究每一个个体行为，仔细地测量每一组数据”将是他留给这个社会的最大遗产。

逃离不平等

在洞悉了消费与收入的秘密之后，迪顿将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如何消除贫困。

现年69岁的迪顿在其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了收集贫困国家的经济数据上。由于这些国家的数据严重缺失，迪顿不仅提出了更有效的数据采集方式，还研究了如何协调个人数据和家庭数据之间的差异。在迪顿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个体化的福利政策更能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众走出贫困，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逃离不平等》中，甚至以家族经历现身说法。

作为一个在二战时期出生于南苏格兰煤矿工人家庭的孩子，迪顿与他的家人都曾经历过贫穷与死亡的威胁。在迪顿看来，他们家族之所以能最终逃离贫困，除了幸运之外绝大多数功劳都要归结于他父亲对于教育的巨大投入。正是由于不甘心在黑暗的矿井里生活一辈子，迪顿的父亲将所有的积蓄都用于了教育，通过学习，父亲完成了第一次“逃亡”，从矿工变为一名土木工程师。而为了能让儿子走得更远，又让他就读于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学费比父亲一年的收入都还要高。当迪顿在考入剑桥之后，终于得到了去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机会，这也是他们家族的第二次“逃亡”，迪顿一家最终摆脱了贫困。

在对基于自己家族的亲身经历和对无数个体例证所组成的庞大数据库进行充分研究后，迪顿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判断。“我相信大多数外部援助是弊大于利。”他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写道。

在迪顿看来，援助本身可能会消磨贫困者的奋斗意志，掩盖各种制度缺陷带来的不足，从而让不平等长久持续下去。“如果这是破坏国家成长能力的药方，我相信我们没有必要出于必须做点什么的目的而去完成它。”在迪顿看来，更有效的援助方法是提升这些贫困国家解决贫困的能力。

在研究贫困和不平等方面，迪顿是少有的乐观主义者。在他向人们讲述如何逃离不平等的那部著作中，他认为，“纵观历史，世界在进步。在全球范围内贫穷、死亡和孤立正在减少。”在他看来，“我们正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然而，作为一个实证派经济学家，一些个体实例的存在也不断地敦促他做出一些更加理性的思考。“我们并没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个体来说，情况也许糟糕极了。”迪顿在获奖后首次公开言论中表示，他并不希望自己显得“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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