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痛点：降薪不如“去官位”

前不久，中国移动发布了降薪方案，中国移动二级正以上官员年薪将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降薪范围主要集中在处长以上层级。

国资委在2月和6月，曾连续发了两个通知，要求工资与业绩挂钩，且企业总工资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中国移动之举恰契合了这一规定。中国移动2014年净利润为1093亿元，同比下降10%；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实现净利润238.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6%。另外，据统计，2014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80636.4亿元，同比增长4%，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4765.4亿元，同比实现3.4%的增长，利润率为5.15%，央企略高。国企的利润增长速度，低于收入增长速度。

不可否认，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中高层降薪，是国企改革的一大突破，不仅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而且对于提高国企效率，加强做优国企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仅仅是降薪还难以触动国企的灵魂，更有效的办法，是逐步去行政化，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去官位。

国企非常特殊，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这以央企最为典型，其在中国的行政序列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央企的负责人，不仅是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更是国家相当级别的干部；骨干央企的正职往往是副部级高官，直接由中组部任命。其它各个地方国企，也是类似，其高层职务任命，直接由当地国资委或者地方政府任命。

既商又官的身份，使国企高层面临巨大压力，既要经营好企业，又要在行政体系中平衡，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过去十年来，央企负责人转任地方行政长官，担任省一级领导干部的事例，已是常见。一些部委的干部调来央企锻炼，也很常见。

有两种路径选择。如果是降薪但不减人、不减编制，那员工收入下降，虽可节约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核心员工流失。如果是冻结编制，减少官位，不仅可使国企减负，还可提高效率，甚至薪水亦可上扬。比如，现有国企的主要负责人可保留行政级别和编制，但未来新任高管以及部分中层，则完全由市场选聘，不再给予行政待遇，也没有级别，实行全面冻编。未来的国企中高层，只能经商，不能当官。如此，当国企经营没有退路的时候，做好企业，将是唯一的选择和最大的动力。

当下，国企改革的一大误区，就是资产和人都姓“国”。其实没有必要，资产可以姓“国”，人不一定要姓“国”。吃“国家饭”的人一多，必然成为沉重的企业负担。这种负担远非薪水可以体现，而是躲在薪水后面的福利和社会权益。比如最近几年，北京的企业以及央企向北京之外搬迁的困难很大，其中最大的困难也不是薪水，薪水外的隐性福利才是最大的阻力，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顾虑。

国企去行政化，事关两个层面的改革，于国家而言，将大大推动简政放权的深入。一直以来，中国的财政供应比居高不下，简政放权推行了两年，在此领域，也难以突破。中国的财政供应人员构成中，企事业单位可以率先改革，尤其是讲究效率的国企可以先动。

就国企改革本身而言，去行政化、去官位和“编制”，长期而言也是利好。去官位之后，国企选拔人才，范围更广，而且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之后，对于普通国企职员，利益更为巨大。当下，国企虽然平均工资高于社会工资，也高于民营企业工资，但放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中国企业员工的收入还是普遍远低于发达国家。以世界500强为例，2014年95家中国内地企业（含香港）平均利润为32.2亿美元，低于世界500强公司的总平均数39.1亿美元，仅仅是入榜美国企业平均利润62.4亿美元的一半有余。甚至中铁物资、中国铝业和鞍钢亏损幅度均逾10亿。而以员工收入论，500强的员工平均收入，远高于入选的中国企业员工收入。国企的收入水平拿到世界上去，也不算高，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而去行政化之后，效率提高的国企，不仅不用降薪，甚至可以加薪。

（作者为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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