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欧美“种瓜得瓜”的现实教训
9月初，一张叙利亚儿童罹难逃亡之路的照片引爆中东和欧洲难民危机，使得近年屡禁不止的赴欧难民潮变成困扰世界并压迫欧洲的严峻事态，以至于既遮蔽了乌克兰危机，也冲淡了“伊斯兰国”武装在中东的恣意肆虐。迫于各种舆论压力，素来重视人道主义的欧洲在罗马教皇敦促和德国引领下，试图大力缓解难民危机，然而，反思赴欧难民潮的来龙去脉，欧洲和美国也许最该汲取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实教训。
据CNN等媒体统计，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成为此轮赴欧难民潮的最大来源，阿富汗为世界第二大难民身份申请人数国家；叙利亚至少流出400万难民；“伊斯兰国”崛起后，伊拉克有300多万人逃离家园；此外，非洲之角的厄尔特利亚每月都有数千人背井离乡，长期陷入战乱的索马里也是难民的重要产地之一。
如果说厄尔特利亚和索马里等地的难民有其政治环境恶化和经济状况艰难等一般性原因的话，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构成赴欧难民潮主流，则很大程度上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和“阿拉伯之春”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而这些战乱无不是欧美新干涉主义催生的“恶之花”。
2001年10月，美国小布什政府以围剿“基地”组织为由，组织以其西方伙伴为主体的40多国联盟，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击溃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客观地说，这场战争动机正当，程序合法，手段合理，因为它是针对“9·11”恐怖袭击进行的反恐战争，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问题在于美国及北约成员重蹈苏联的覆辙，历时14年，不仅没有消灭塔利班武装，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原本经济凋敝的阿富汗继续饱受战乱之苦，百姓生活更加无着，或者为了生计替塔利班当炮灰，或者陷入难以自拔的毒品经济，要么在日复一日的恐怖袭击中苟延残喘，流亡他乡成为很多阿富汗人的必然选择。
2003年3月，自以为在阿富汗得手的小布什政府，盲目而自大地相信可以同时发动并赢得两场局部战争，伙同英国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颠覆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美英不仅解散了维持该国稳定的正规军事力量，还解散超越部族和宗教信仰的复兴社会党，使长期被消解和淡化的部族势力、什叶派和逊尼派宗教力量，以及阿拉伯和库尔德族裔意识重新复活并大面积发酵，造成长达12年的动荡、战乱和内部倾轧。美国不仅为此付出沉重的生命和财政代价，伊拉克也变成新恐怖主义策源地，并源源不断对外输出政治和经济难民。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爆发，并很快席卷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这场大动荡的深层原因固然是阿拉伯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并由欧洲经济危机引发，但也与美国长期推动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不无关系。阿拉伯街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美欧舆论推波助澜乃至直接干预，加剧了这场社会危机的不可调和性和对抗性。英法主导和美国支持的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直接造成内战全面爆发和政权更迭，进而使这个顶着国家之名的传统部落社会分崩离析，经济和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导致大量难民前赴后继地跨越地中海，逃亡欧洲。
如果说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的内乱，欧美并非始作俑者，至多影响其演进方向和结果，那欧美必须为叙利亚难民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它们伙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公开鼓动叙利亚反对派颠覆巴沙尔政权，甚至资助“支持阵线”等“伊斯兰国”武装的最初同盟军，客观上为后者的壮大提供了政治庇护和资金、装备后援。待到叙利亚局势完全失控，伊拉克内乱加剧，“伊斯兰国”武装打通叙伊战场并割地“定都”、“立国”时，欧美才察觉到向叙利亚输出颜色革命的糟糕后果。然而，覆水难收，4年间，叙利亚已经造成近25万人死亡，400多万人沦为难民。
尽管2014年9月奥巴马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至少3年的反恐战争，并组建新的反恐联盟，但是，由于地区各种力量都试图继续利用“伊斯兰国”武装削弱对手并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这场反恐战争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同时，出于对政治颜面的维护，公开宣布巴沙尔政权“非法”的欧美拒绝调整立场，继续在围剿恐怖组织和颠覆巴沙尔政权两个方向发力，使得叙利亚局势“索马里化”，数百万难民的陆续形成自然难以遏制，也必然遗患中东和欧洲。
中东难民潮外溢是个渐进的过程，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间的约旦被迫接纳62.9万地区难民；另一小国黎巴嫩也接纳110万流亡者，涌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已超过200万。这些国家无力长期供养如此庞大的难民队伍，必然对外输送，分解压力，与中东山水相连并且吸纳能力强的欧洲自然成为难民的希望之乡。于是，在过去几年里，难民们或从地中海走水路，或从巴尔干走陆路，纷纷涌向欧洲躲避战乱。
然而，逃亡之路不幸成为部分难民的死亡之路，尤其当难民转运和非法人口贩运结合之后，难民的亡命旅程风险陡增，死亡率迅速飙升。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表明，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水域实乃死亡之海，难民和偷渡者船只遇险事件频繁发生，截至今年8月，已有18.8万落难者在这里获救，但是，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1607人和3279人葬身地中海，今年前7个月，这一数字也已超过2000人。
陷入经济危机的欧洲原本举步艰难，这些年吸纳的难民数量已经相当庞大，由此衍生的政治、社会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去年的《沙尔利周刊》惨案引发了欧洲普遍的对立情绪和长远忧虑。难民问题不仅是烫手山芋，甚至一度被破产边缘国家希腊当做要挟欧盟的重要筹码，最近这又上升为欧洲内部争吵的中心话题，拷问着欧洲人引以为豪的人道价值观。当然，部分欧洲国家克服困难，敞开大门试图尽量吸收和消化这些走投无路的中东难民，令人欣慰，也令人心存敬意。
然而，赴欧难民的病灶并没有被铲除。最新报道称，部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乔装难民混入欧洲国家，如果他们作为“第五纵队”潜伏下来，在欧洲发动多点致命恐怖袭击，不仅会加剧现有的欧洲恐慌，还将恶化已严重摩擦的文明冲突和种族矛盾，进而使欧洲乃至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作为远离欧美的观察者，我们同情这些东方难民，也对容纳他们的欧美社会表示感佩，但这不妨碍指出美欧中东、中亚政策的种种弊端和失败。欧美也只有大幅度矫正新干涉主义和单边思维，以更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方式参与中东和中亚治理，才能寻求到难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才能避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宿命。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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