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加快试点“股田制”（下）

几种典型的国际模式

    从全球来看，决定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工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实证资料证明：世界上劳均土地在30公顷以上的国家，基本上走的是机械技术型道路；劳均土地在3到30公顷之间的国家，走的是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交错型道路；而劳均土地不足3公顷的国家，多数走的是生物技术型道路。具体看，由于国家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差异，在三大类型之下，各国和地区农业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形成多种特色。目前，国际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以色列模式、荷兰模式、中国台湾模式和德国模式。

    具体来看，美国幅员辽阔，耕地资源丰富，但农业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它采用大规模农场经营的发展模式，亦称“大农业模式”和“石油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机械化、规模化为途径，“规模化生产+市场机制+政府保护”。日本耕地面积有限，农业大规模生产受到限制，决定了其要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核心，以加大技术和资金投入为特色，“小农经济+农协组织+科技教育+政府保护”。韩国土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农业耕地占国土面积的23%，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资源贫乏，因此确立了以工业立国的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新村运动+农协组织+科技教育+政府保护+出口导向”的快速农业现代化之路。

    以色列人口密度很高，自然环境恶劣，外加阿以冲突持续不断的周边环境，它依靠“资源节约+科技引领+政府引导+可持续发展+生产高度集约”的农业发展特色，创造出了“沙漠奇迹”。荷兰人多地狭，土地十分珍贵，依靠精耕细作和“高附加值作物+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政府引导”的农业发展特色，从60年前还为温饱发愁的小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蔬菜、花卉的出口量更是雄踞世界第一。中国的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初期（1950年至1960年）选择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策略；1970年后，发展外向型精致农业、休闲农业以及加速农业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成为中国台湾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德国农业除提供食物外，还被赋予其他非常重要的功能，走出了一条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中小农场+机械化+产业多元+集约经营+生态农业”的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试点“股田制”

    中国农业乃至“三农”面临的挑战，是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系统问题，不同层面的问题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需要站在整体的视角，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逐步走出一条在互联网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融智+融资+融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幅员辽阔，省份众多，地理条件、农耕条件各不一样，因此不宜搞“一刀切”的模式。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注重发挥地方特色，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发展道路。如在东北、山东等平原较多、地域广阔、能实行规模经营的地方，可借鉴美国、德国模式，通过有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来集中土地，推行机械化生产，实现规模经营；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可借鉴台湾地区产业融合的模式，通过发展休闲农业、精致农业来打造区域特色和品牌；在西北干旱地区，可借鉴以色列节水高科技模式，将地区劣势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形较复杂的云贵等欠发达地区，可借鉴日本、韩国及荷兰模式，采取集约和特色化经营，通过引进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和加快农民技能培训，拓宽农业发展的深度、广度，实行产业化生产。

    从全球看，农地制度改革一直是各个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一个主题。当前我国“三农”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源于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农耕文明的时候，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迈向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可尝试走向“劳者有其股”。路径之一便是积极稳妥地加快试点“股田制”，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以村镇为单位组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可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生产力要素整合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公司化、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

但土地问题涉及诸多利益集团，土地改革不能仅仅考虑既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还要顾及相关配套改革。第一，“股田制”顺利实施的前提是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做实”。产权的完整性体现在产权是否包含了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及自由转让权。产权越完整，越能激励经济主体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绩效。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土地仍是公有与私有并存，但土地占有者的产权是“实在”的，这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建议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明确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列为一种永久性权利，搞好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其他不动产的确权登记，夯实流转基础；并健全土地流转的管理制度和体系，规范流程，搞好服务；进一步健全搞活土地市场机制，促进有序高效流转。还可借鉴英国模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为永业权和租业权，农地持有者拥有永业权，土地使用者拥有租业权。

    第二，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扭转土地出让的非市场化操作局面，确定“农地转用”的市场转让权。需要建立农地转工商业等非农用途过程中农民与城市政府乃至开发商直接协商机制，允许农村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只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土地开发商可以直接与村集体进行土地交易，使得村集体和村民可以保有土地出让的更多收益。

第三，改革税制。现有土地制度的缺陷，一定程度上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所关联，让一些地方政府钻了空子，衍生出“土地财政”。因此，变革现行的土地制度，需要进行财权与事权的合理配比，建立一个责、权、利相结合的政府间财政体制。此外，考虑到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政府的利益会受损，必然没有积极性去推动土地征收市场化。为此应引入、推进土地增值税和物业税（财产税），给地方政府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增长税基，并通过设定合理的税率，弥补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上的损失，抑制大规模征地和低价招商引资的冲动，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耕地保护压力，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第四，改革户籍制度。在以稳定产权为目标的农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要配套进行减少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永久、完全迁出农村，才能真正有效缓解人口变动带给土地调整的压力，将这些人口在农村持有的土地通过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释放出来，稳定那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实现长期投资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应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兜底。

乡村规划与教育并重

    相较于美、欧、日等国的美丽乡村，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总体规划一直缺位。可考虑组建多家“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乡村规划设计院，融合各层级（部、省、地区所属）的农业规划科研机构、各类民间智库、研究公司、专家学者、农民企业家、农业专户以及金融、信息、旅游、食品加工、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多产业的研究实践力量，共同为国家“三农”总体发展路径、农业现代化模式、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社会服务体系构建、农业区域分布协调、农业产业升级融合、“三农”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农村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乡村生态修复等各方面提供规划设计和解决方案支撑，逐步打造出“基本公共服务完备、地域建筑风格统一、民族文化特色彰显”的“美丽乡村”，实现“三生三农”的统筹协调发展。

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还需要做较大的改革，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农业后备人才。从总体看，农村教育体系可构建为四个层次。层次一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核心为“基础认知+社会化能力+心理健康”，可采取政府主力办学与志愿者辅助援教的模式。层次二是中等职业教育，核心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市场经营管理”，打造新型“职业化”农民。层次三是高等大学教育，核心为“专业知识+科学研究+创新实验”。层次四是社会化教育、培训和科研机构，核心为“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市场经营管理”，达到终身教育目的，使知识便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当前，互联网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农产品流通方式等诸多方面，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各地要抢抓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机遇，积极运用物联网和云技术实时、海量收集、整理、分析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数据，搭建园区环境与病虫害信息感知监测系统、测土配方施肥平台、农产品质量溯源系统等各类数据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并自动防控，实现科技化生产管理。还可与国家、省、市、县、镇各级信息采集站实现数据共享，真正实现生态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此外，要积极搞活电子商务，将线上产品引入农村，将线下农产品上网外销，实现农村O2O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

发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用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保护和各类金融机构的支持。一是应加快农业立法进程，完善政府支农的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政策体系。二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灾害救济制度，同时结合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积极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四是对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新项目融资提供财政贴息，降低其融资成本；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如针对季节性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多开办收购信用贷款、农产品订单贷款、保单质押贷款、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推广“信贷+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联合体融资模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鼓励融资担保机构积极研发担保产品，创新反担保方式，降低对农业企业的担保条件；此外，租赁、信托、期货、投资基金、评估等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服务。五是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

还要将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引入农业。要打破县域行政区划界限来规划布局项目，由点状、块状向带状聚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带，形成与支柱产业或龙头企业相适应、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也要发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综观国外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无论是美国完全由农民自发联办的合作社，还是日本政府推动下的农协组织，都在连接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节约交易费用、增加获利机会、增强农业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双层经营只剩下家庭分散经营这一个层次。应在探索“股田制”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农业和农村发展特点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最后，笔者提议要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政策框架。在当今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背景下，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逐步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要在继续抓好生态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大力推广循环经济模式的同时，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生态保护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作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农业稳定发展。

（作者黄剑辉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张丽云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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