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如何抢占先机赢得角力？

黄剑辉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稳健复苏态势，但未来转为下行甚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国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稳健增长，但仍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有待解决。

展望未来，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仍是关键所在。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对主要的供需矛盾。对此，我们在分析、展望全球及我国宏观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整体复苏

前三季度，世界经济整体呈现稳健复苏态势。在距2008年金融危机9年之后，全球经济终于基本摆脱了危机阴影，开始接近潜在增长水平。不过全球经济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是主要发达国家的资产负债表都已大幅扩张，债务率并未有效降低，更多是发生了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国与国之间及主要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并未缓解，这是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难以提升，通胀水平始终难以达标的核心所在。

从主要国家来看，美国经济表现总体稳定，缩表的路径已基本明确，而今年第三次加息有较大概率在12月落地，尽管特朗普新政的落实一波三折，但经济的内生复苏动力较为充足；欧洲经济稳健复苏，今年有望实现2%以上的增长，但经济仍无法摆脱QE依赖症，尽管规模减半，但购债计划将延长至2018年9月；日本经济维持低速增长，但已创纪录地连续6个季度未出现衰退，由于低通胀仍是其痛点，安倍经济学仍坚定地走在既定道路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减小，印度因币制改革与莫迪新政效应递减，经济高增长光环不再，而之前陷入衰退的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通胀压力大幅减小使其降息空间不断打开。整体看，全球经济复苏为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稳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经济好于预期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前三季度6.9%的经济增长好于年初预期。除了外部环境较为有利以外，我国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一是与2015年同为6.9%的GDP增速相比，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消费相关服务业增长更快，而建筑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增速显著回落；二是在同样的6.9%增速下，货币增速显著回落，经济增长对货币与债务的依赖减小，预计今年有望出现多年来的首次M2/GDP下降；三是工业生产明显反弹，制造业成为主要推动力，PMI连续处于景气区间，工业企业利润仍保持高增长；四是投资增速回落，但主要源于环保限产力度加大，民间投资增速从低点回升；五是消费保持稳健，居民收入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农村消费表现强劲；六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回归双向波动，10月份首次出现外储、外汇占款与结售汇顺差全部增加。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今年无论是居民中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规模都显著高于历史水平，特别是消费贷款快速增长，存在变相流入房地产市场的现象；二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尽管近来一线城市房价回落，销售量腰斩，但主要依靠限购、限价、限售等行政措施，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三是财政刺激仍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年前三季度财政支出进度快于往年，其中一些PPP项目出现了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泛化异化问题，积累了一些隐性风险；四是金融业在严监管环境下，持续推进去杠杆，尽管“脱实向虚”问题得到改善，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所上升，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

2018，全球经济危机概率加大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仍将保持在复苏的道路上，但危机发生的概率也在增加。从全球危机发生的周期（10年左右）来看并非不可能。

美国经济虽然保持持续复苏，但隐忧也不少。一是特斯拉等高科技公司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超级工厂”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美国失业率下降多源于劳动参与率下行及临时岗位（服务业居多）的增加，因此向薪资及通胀传导才会受阻；二是高科技公司带来的预期有被透支的风险。美股持续创造历史新高，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支撑美国的消费。然而从历史规律看，一旦美联储加息6到7次以上，可能引发股市崩盘，风险将向整个金融市场传导。从货币政策看，美联储新主席鲍威尔与耶伦的货币政策思路有较好地衔接，预计明年美联储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若加息速度过快，要警惕美国经济及美元、美股的“盛极而衰”。

欧元区延长了QE政策，表达出对明年经济“谨慎乐观”的态度。出于对彻底结束QE政策后经济能否强劲增长的疑问，在长期通胀预期提升较为缓慢的情况下，欧洲央行作出了较为谨慎的决定。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仍未释放，源于漫长的脱欧进程；欧洲各国大选整体波澜不惊，但极右翼势力并非一无所获；诸如加泰独立等政治事件仍会在未来冲击欧洲政治、经济，但总体看明年欧洲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在减小。

日本有望继续保持低速增长，但全球经济复苏对外向型特征明显的日本经济至关重要。近年来，安倍经济学在需求侧获得较大成功，在供给侧则进展缓慢。供给创造需求，使得日本经济最大的考验仍来自于长期通胀预期的提升——这是“产业空心化”和“低欲望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必须从供给端加以解决。否则全球经济一旦出现减速，日本将面临较大冲击。

新兴市场方面，经济复苏与通胀好转的可持续性仍然存疑。巴西、俄罗斯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旦出现滑落，仍有可能转入经济衰退与通胀上升的窘境。印度总理莫迪的改革成本日益增加，效用边际递减，经济增速要持续在7%以上有一定困难，但仍会是新兴市场中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两不”成就我国经济新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稳健运行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改革红利释放出来是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精准地刻画了我国现阶段的供需特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来自于解决这个“不平衡、不充分”的供需矛盾。其中，“不平衡”的动力将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及农村和偏远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充分”的动力将来自于产业和消费升级。

从有利因素看，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引发的需求仍然强劲。特别是CPI中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价格水平在过去一年的上升幅度已超过食品价格，显示这方面的供给改善空间巨大，将成为重要增长动力；二是区域均衡发展所引发的需求仍然强劲，近年来农村市场发展迅速，特别是国产千元手机、国产SUV汽车等迅猛发展，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均是抓对了农村市场机遇；三是基于国内本土巨大市场，新型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并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互联网金融等风口，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甚至有些已处于领先；四是金融业正在逐步“脱虚向实”，经过2017年前三季度的整顿，金融机构杠杆率有所下行，银行不良率小幅下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空间有所打开。

同时也应看到，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是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效果已开始显现，9月地产销售转为负增长，未来可能是拖累增长的主要因素；二是环保督查将继续保持严格态势，将对工业生产产生一定限制作用；三是企业库存周期面临结束，工业企业价格或将回落，可能压缩上游企业利润面；四是投资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尤其是基建高增长难以持续。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四季度GDP增速可能小幅下降至6.7%，全年GDP有望实现同比增长6.8%——比2016年提升0.1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的韧性，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全年GDP增速预计在6.6%左右，通胀相对温和CPI同比增速在2%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小幅回落至6.8%，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货币政策维持中性，M2增速因影子银行扰动减弱有所恢复，至10%左右，存贷款基准利率保持稳定，短期资金市场价格略有上行，长期国债收益率中枢在3.8%一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宽幅双向波动，美元兑人民币全年平均汇率大致为6.7。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受房地产调控等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届时宏观政策可能出现逆周期调节。

深化改革发展的六大路径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当前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已具备良好基础，可着手考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路径。其中关键点在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应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

借鉴德国模式，发展实体经济。一是公平和效率并重，形成政府调控与市场竞争良性互动；二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强职业教育，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三是直接与间接融资并重，加强对金融体系审慎监管；四是建立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培育并规范租赁市场；五是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发挥优势、抢占先机，赢得中印经济角力。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一度超越我国，今年也与我国一度发生边境争端。未来，应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改革，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抢占先机，在经济发展上进一步甩开印度。一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印度开展“巧合作”，要带动产能输出、标准输出和设备输出；二是加快推进“制造业2025”战略，力争形成印度低端、我国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链格局；三是尽快打开印度市场，并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以股权投资为主，而非简单的工程外包），加大印度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赖；四是加大科研投入，力争与印度在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的竞赛中拉开差距。

加快试点股田制，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积极稳妥地加快试点“股田制”，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以村镇为单位组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可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生产力要素整合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公司化、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

借鉴美、德、日、韩经验，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通过金融、政策、教育等方面的支持，发挥企业、政府、市场的协同作用，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主导产业，努力提升科技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我国制造业发展活力；二是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发挥金融体系对制造业发展的杠杆作用；三是政府要扮演“促成者”角色，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四是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政策，产业向中高端延伸；五是以品牌战略推动制造业升级，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六是构建“三位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制造业人才培养；七是大力发展“小而精”的中小制造业企业，构筑制造业发展的基石。

通过扩大开放全面提升服务业水平。随着我国消费的不断升级，当前居民对于高端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供给相对不足，导致近年来价格面临上行压力。应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引入国际先进的服务业竞争，提升我国的服务业竞争水平。

系统性金融风险重点防范

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金融业经营风险仍不容小觑。需充分估计各项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为抓手，做好各种风险应对工作。

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地产领域潜在下行风险。当前房地产行业处于较高的景气阶段，房地产企业财务杠杆呈现持续上升势头；银行体系房地产行业信贷集中度较高，约40%贷款与房地产直接或间接相关；房企融资渠道日趋复杂、形式隐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但居民端杠杆率近两年出现了快速上行，在房地产金融中存在“首付贷”等不规范的加杠杆行为。未来，受调控或市场需求萎缩影响，房地产行业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高财务杠杆房地产开发企业将面临较大现金流压力。风险也可能会出现较大溢出，进而加大产能过剩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房地产上下游重资产低周转行业经营压力更加凸显。二是影子银行活动透明度偏低。银监会“三三四”治理之后，影子银行发展出现减弱迹象。但由于影子银行的低透明度、高杠杆率、期限错配严重等特点，仍需继续加强监管，尤其是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风险收益跨期切割问题更值得重视。三是非金融类机构业务亟待规范。社会上存在各类非金融机构乱办金融风潮，这些机构缺少必要监管，与现有金融体系之间风险交织，更有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业务，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也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亟需从制度层面进行约束。

根据十九大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健全金融风险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被放在突出位置。机构设置方面，新成立的国务院金稳会需要发挥更大的统筹协调作用，着力减少监管空白和盲区，减少套利行为发生。制度建设方面，应出台相关金融法律制度的实施细则，细化法律条款，完善金融业务持牌经营管理，推动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补足金融监管短板。同时，对于新出现的子行业、业务和产品，要及时明晰监管主体、监管边界，推出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机构准入方面，放松金融业准入，加快民营银行设立步伐，积极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社会文化方面，切实打破刚性兑付，树立风险自担的文化，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房地产领域，继续实施因城施策的差异化调控，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防止政策叠加效应造成过大市场冲击；在影子银行领域，做好功能监管和穿透管理，大力推进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完善风险收益的分担机制；针对风险高发的“乱办金融”，开正门与堵旁门并举，坚决取缔非持牌金融机构。（作者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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