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 国家治理：国家间竞争力博弈之根本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6-17 22:37:30
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与国家竞争力提升成为世界各国讨论的热门话题。国家治理与国家竞争力有何关系？如何通过国家治理提升国家竞争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
《华夏时报》： 2008年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各国兴起国家治理热，您能否谈谈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郭云涛：我个人认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打破了旧的国际竞争格局，各国经济调整和社会转型问题突出，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突显，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治理，修正目标，凝聚力量，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可以说，各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是一次再整旗鼓，进行新一轮竞争前的准备。即将来临的新一轮竞争将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各个国家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命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
《华夏时报》：为什么国家治理与国家竞争力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郭云涛：这是由国家竞争力的性质决定的。国家竞争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为实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标，在国际竞争中，配置资源的实力和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竞争力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制度等要素实力，以及国土面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基础实力。如何把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使之取得最佳效益，这就是国家治理的任务。能不能使各种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就看国家的体制机制是不是最优。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国家间体制机制的竞争，是国家治理的竞争。换句话说，国家治理水平高的国家，国家竞争力必定强；国家竞争力强的国家，国家治理水平一定高。可以说，国家竞争力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最重要指标。
《华夏时报》：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自贸协议覆盖面越来越广，加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态势下，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全球自由流动配置，国家是不是面临“终结”？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是不是在弱化？
郭云涛：在我看来，国家的作用不但没有“终结”、没有弱化，反而越来越强化。抛开强烈体现国家职能的军事、外交不说，仅就经济领域来讲，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更是不可替代的。这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国内来看，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跨国特征的主体，比如资本、各类跨国组织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要有效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新的公共问题， 依然离不开主权国家，因为国家代表的公共权力往往是各种裁决、决定的合法性确认者、最后执行者，也是领土范围内大部分没有跨国流动能力的人口的保障者，还是大型跨国资本遇到市场无法解决问题时的求助对象。随着公共问题的增多与复杂化，不同主体对于国家的要求也在多样化，但并不是要取消国家，而是要使自己的诉求获得更有效的回应。同时，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必须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无法推卸的责任。而各个国家为了留住和吸引资本，也会加强公共服务，以提高本国的投资吸引力。
从外部来看，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全方位竞争的激化，国际因素在国家合法性构建中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就使得国家更加重视国际竞争功能的发挥，以全面动员竞争资源。许多国家不再简单地依靠自然禀赋，而是根据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的条件，进行战略性选择，积极构建竞争优势，来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增长机会，以增强竞争优势。采取这种战略性行动的国家被称为“竞争性国家”。
所以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不是“弱化”，更不是“终结”，只是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华夏时报》：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他们也会面临国家治理危机吗？
郭云涛：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发达国家同样正面临着深刻的治理危机。
我们可以先从历史上进行解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政府、市场、社会却没有相应调整，直接造成了转型危机、治理危机。如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资本家发了大财，无数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遭遇灭顶之灾，政府颁布血腥法令，不允许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流浪，造成一场“羊吃人”运动。这场“羊吃人”运动，一方面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原始资本，还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为英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因为没有对这种转型危机实施有效治理，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工人捣毁机器到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再到经济大萧条和连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治理不及时酿成的灾难。之后，西方国家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住房、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的复兴与繁荣，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中产阶级逐步形成，西方国家的第一次转型危机才得以缓解和平息，但代价是沉重的。
目前，西方国家正面临第二次治理危机。以欧洲为例，其治理危机主要来自于内部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包括生机渐衰的传统制度，与通胀并行的经济增长，公开声称的价值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等。这次治理危机带来的政治上的后果是，政府权威的衰减或丧失，超负荷运行的官僚体制，不再有责任感和主人意识的公民。在美国，知识界和民众已经开始对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和经常逾界的政府、为胜选而不择手段的党争产生怀疑，所有的这些都促成了国家治理的混乱与失衡。时至今日，因第二次转型而导致的治理危机仍然困扰着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
《华夏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大幅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郭云涛：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开启了加快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大幅提升国家竞争力。从历史上看，世界强国必定是竞争力强国，没有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就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四个全面”从根本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道路和重点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就是沿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方向，完善和发展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提升国家竞争力。
《华夏时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家竞争力的主题是不是也要发生变化？
郭云涛：我分析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家间的竞争，始终围绕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而展开，通过创新，找到找准本国发展的道路，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民生不断改善，国家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国家就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就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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