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进入灾害高风险区域 危险的新城:谁之责?
摘要:新房子危险,老房子安全,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结论,但这并不是玩笑。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新房子危险,老房子安全,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结论,但这并不是玩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0年曾发生“8·7特大泥石流”灾害的甘肃舟曲。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亚洲巨灾研究中心专家刘树坤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灾害发生前的照片可以看出,在舟曲,矮的、老的房子都位于高处,也就是受泥石流影响小的位置;而高的、新的楼房则都位于山脚下,这里正是后来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新开发区在选址时,往往倾向于地价便宜、移民较少的区域,而这些少有人住的地方,往往是灾害发生的高风险地带。
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教授顾林生告诉本报记者,按照要求,新开发区在做规划时其实都会考虑灾害风险。但是,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往往会刻意隐瞒这些信息。
刘树坤建议,国家必须建立一整套“国土风险管理体制”, 然后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将风险发生时产生的损失降到最小。但现实问题是,技术上虽然可行,钱从哪来?
新区选址
日本著名水研究专家高桥裕曾提出一个观点,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发生同样的洪水灾害时,老房子一般受灾害影响较小,而新房子则受影响更大。
道理很简单,人类发展是从村镇到城市一点一点扩大范围的。古人在为城市选址时,也非常注重抗灾等因素,所以优先占据了安全的位置。而现代化以后,新选址的区域往往就是发生灾害风险更大的地方了。
刘树坤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去深圳考察过一次水灾。那是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台湾企业,刚刚建厂,尚未投产,就遭遇了一次大水。“深圳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政府搞开发区只能选择新的区域,结果忽视了灾害风险。”刘树坤表示。
更典型的是舟曲,刘树坤向《华夏时报》记者展示了一张泥石流发生前的舟曲城区照片说,“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担心,因为这个城市的选址非常不合适。它的很多房子其实都位于上一次泥石流发生后冲击出来的堆积体上,而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
“舟曲的例子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太快,使得人类活动进入了灾害的高风险区。”刘树坤说。
刘树坤告诉记者,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国内也严重缺乏在开发区灾害风险研究方面的专家。但事实上,全国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根据公开报道,开发区遭遇暴雨灾害的案例非常多,范围涵盖河南、江苏、贵州、广西、湖北、四川、新疆、福建、山东、吉林等多个省区。
谁的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从开发区的选址来解释。一般,地方政府要新建一个开发区,老城区往往由于人口稠密,土地价格昂贵而被舍弃。而地价便宜、移民少、容易拆迁的区域,往往正是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没人居住。
作为规划专家,顾林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按照要求,开发区在进行规划时必须要研究环境承载力、土壤地质条件(如是不是盐碱地)、发生洪水的概率,以及是否位于地震断裂带等,要考虑防洪、防火、爆炸、盐碱地、海水倒灌等很多因素。
但是,科学规划与行政判断往往存在冲突。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开发区规划都不会征求周围公众的意见,而开发区规划是否合理,会不会给周边民众带来不便,有没有污染,公众同不同意,所有这些都无从知晓。
顾林生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还是过去的官员考核方式,使得他们重视GDP高于一切,而建开发区又是提高GDP最立竿见影的抓手,所以他们才会为了招商引资不惜刻意隐瞒灾害的风险。
因此刘树坤认为,政府应该在灾害管理方面承担起责任来。“尤其是国土部门,现在是重开发利用,轻风险管理,未来国土部门一定要承担起灾害风险管理的主要责任。”
呼唤风险管理体制
在刘树坤看来,国家需要建立一整套“国土风险管理体制”。
这套体制应该包含以下主要内容:首先,要摸清哪些土地是适合开发的,哪些不适合开发;其次,要向社会公众告知,土地是否存在灾害风险;第三,在新建开发区时设法规避这些风险区域;第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规避,就要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将风险发生时产生的损失降到最小;第五,要有风险分散机制。国外有洪水保险制度,而国内目前开展这项业务的保险公司还不多。
“这应该是一整套体系。在国外,如果一家企业位于灾害的高风险地带,去银行贷款时就会遇到麻烦,保险公司也有可能拒绝为它保险,但这些制度中国目前都没有。”刘树坤说。
在降低灾害损失方面,技术上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案了。“但困难的是资金。”刘树坤表示。
防灾科技学院副教授唐旭东也给《华夏时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某沿海开发区其实存在淡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达不到建立开发区的条件,但地方政府还是强行将项目上马。他们目前采取的办法是超采地下水,而这极易引起地面沉降,或者海水倒灌,污染地下水源。要想解决,只有采取远距离调水的办法,不过这样做成本很高,地方政府很难承担得起。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做这项工作没有回报,所以地方政府缺乏动力。但在刘树坤看来,这是城市的基本生命线,最重要的事,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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