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乐观的理由
悲观者选择悲观的理由,乐观者看到乐观的迹象,这是对那些中国经济观察者们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描述。
其实,对待任何事情一致乐观或者一致悲观的情况并不多,分歧是最常见的事情,无非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非常关键而已,所以,我们更要小心分析悲观者和乐观者提出的种种理由。
为什么这种分析很重要?要说靠谱的分析都是基于数据的,但是矛盾的分析有时候可能来自于同一组数据,这就是分析的人不同,分析模型不同。而对于同样数据的分析,能否真实准确地描述事实(数据只是事实的抽样),往往决定了政策的下一步走向。比如,货币政策,是要将定向宽松进行到底,还是真的要到了全面宽松的时候?
在预测了很多次楼市的限贷措施会逐步放松之后,我遇到的下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会不会全面放松?这不是我的预测,而是我们能看到很多相关的分析。
比如有报道称,瑞银证券的经济学家汪涛就在上海某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当前货币政策首选降息以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她认为降息与利率市场化,以及逐步去杠杆并不矛盾,是缓解企业财务困境、降低债务风险和支持普通住房需求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
定向宽松都到了房地产市场了,再宽松下去可不就得是全面宽松了吗?汪涛的分析是有她的道理的,因为定向放水并不一定就能完全达到效果,不一定能真正刺激到难以刺激的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投资的部分。
但是问题在于,汪涛的这种判断基于她偏悲观的预测,如果GDP在保持现有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可能下滑过快,那么自然给出的政策建议就会是全面宽松,而非仅仅是定向宽松。什么是全面宽松?其实就是降息,不区分行业和领域的降低利息,这本来就是央行的基本工具。
但是如果汪涛的预测是过于悲观了呢?如果预测的太悲观,比事实还悲观,那么全面宽松的问题就是继续给那些经济体中过剩和低效的部分以喘息之机,耽误了改革的时机。
乐观者自然也同时在寻找乐观的理由。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在9月25日给出的判断就是,“在中国,结构改革比完成增长目标更重要。”
在其网站上挂出来的新闻通稿中,亚行如此表示,“平稳的消费和不断增长的外部需求将支持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政府继续实施宽松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尽管面临房地产行业持续放缓、今年早些时候信贷增长紧缩以及劳动力减少等压力,但亚行仍然维持了对中国GDP的增长预测,即2014年为7.5%,2015年为7.4%。
就在市场人士有人给出今年底明年初中国央行有可能降息的预测的时候,亚行的报告却指出,2015年货币政策有可能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过去信贷的高速增长和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自2014年3月起实施的定向货币宽松已经促进了信贷增长,因此2015年货币政策有可能再度收紧,这也符合中央银行认为中国金融需要去杠杆化的观点。”
按照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的说法,“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执行政府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比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更为重要。即使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只要就业情况良好,就没有必要惊慌。”
这是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一种声音还来自于IMF。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IMF预计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将“远超”7%。IMF亚太局局长李昌镛表示,“预计他们有很多工具可用,来将明年增速维持在远高于7%的水平。”他还称,IMF并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降温会演变成很严重的问题,IMF预计市场将“逐步调整”而非硬着陆。
当然,李昌镛的这种预测并没有给出政策会有怎么样的调整或者应该有怎么样的调整,但是,他代表的声音显然是属于乐观派,至少他没有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全面放松才能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有了悲观的看法,也有了乐观的理由,在预测上面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提法,货币政策短期上来看只可能是“将定向宽松进行到底”。
至于定向宽松到多少才不算是全面宽松,我还是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度的问题而已,在外界看来可能像一个文字或者数字游戏。但是没有关系,“除了放松限贷,降准或降息,你想不到的定向宽松办法肯定多了去了。”这是我之前重复过两遍的话,现在还是这句话。
我们还没有到必须要讨论降息还是降准的时候,更谈不上要在改革和增长之间做出什么二选一的取舍,市场上一些所谓的“牺牲改革保增长”的提法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失去增长的改革不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以后更好、更可持续的增长,两者完全不应该对立起来。
根据一些外媒的报道,市场上才传言,央行行长周小川可能离任。之后马上就有央行办公厅接近行长的人士明确表态称,外媒报道的中国央行行长易人之说“不实”。为什么这样的传闻总有市场,无非是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猜测过度罢了。
别猜了,就算行长换人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转向。货币政策是一条大船,转向难!再说,不已经跟你说了,“将定向宽松进行到底。”(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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