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与“天人之际”

　　《国学与中国人文》收集了余英时先生西元两千年后的十多篇文稿，可以视为余先生在话题指涉领域的定论之作。虽然话题纷纭，形式不一，仍然可以归为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挑战-回应，这一几乎所有文化转型都可以用得上的基本模式，对于历史悠久而唯一未曾彻底断裂的中华文化而言，近代一百多年以来，可谓跌宕起伏、血泪斑斑。从乾隆朝的礼仪之争到道光朝的华夷之辨，从咸丰朝的“以夷制夷”到光绪朝的“中体西用”，从晚清民初的全盘西化到“走俄国人的路”，似乎都彼路不通，所以1990年代以来，“国学”大热。这看似凭空出世的热潮，其背后有长期价值真空的饥渴铺垫。对于国学，无论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教研专业，还是虽居异国但不放弃中国文化认同的“理解的同情”，余先生大概都会乐观其成。

　　但余先生在梳理了“国学”走过的百年道路之后，不免担心：“以国学而言，由于老辈凋谢，继起的人很少，已无法维持‘国故’第二期(1917至1949年)的研究水平了。过去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现在或不免已解人难索了。”诚哉斯言!这些年，媒体上有论坛、大学里有系科、企业有培训班，而只要还有点规模的城市，各种自发的“读经班”更是数不胜数，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不断扩充地盘的“国学热”，风头一时无两。但成色究竟如何?还真让人不敢乐观，且不提读经的头号“经典”《弟子规》不过当年的童蒙读物，即使“庙堂之高”的百家讲坛，于丹教授将《论语》勾兑成“快乐”的心灵鸡汤，与“道不行”、陈蔡绝粮、“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孔子，相去何止道里计!

　　国学也好，士人传统也好，士才商魂也好，儒家价值观也好，在高的层面，都会遭遇太史公的愿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集中，余先生用力最多、篇幅最大也最能启人慧思的，应该就是他论述中国哲学“轴心突破”的《天人之际》了。

　　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征的原生传统”，之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其他几个高级文明的“人”、“天”两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外向超越”而走上以“心”证“道”“内向超越”的心学传统，之所以有突破的面向而保留着连续的痕迹，其实在纪元之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轴心突破’或可理解为与‘巫’传统的破裂。有孟子、庄子的例子，我们可进一步看出，心对于‘气’的操纵与运用取代了以前巫与鬼神沟通的法力。于是，透过陶养心中敏感的气，所有的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巫师。”

　　天-气-道-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的这几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核心概念，经过余先生精彩的梳理，清晰起来。中文的“天”(道)究竟意指自然还是统摄自然的神，这一学者们普遍的疑问，余先生给出了答案：“‘心’是现实世界(人伦日用)与超越世界(道)的唯一交合之点。”“道”作为“存有与价值之源”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余先生留下的这块空白，刘明武先生的研究，也许能激发更多的话题。

　　经典中“道”的表述很多。“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系辞》中的这个说法，可能最为精准。“得道”者如何呢?“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按照刘先生的说法，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空的“道”，一个字表述是道，两个字是阴阳，三个字是造物主，四个字是自然法则。这“恍兮惚兮”缥缈难明的“道”，体现在无所不在的“阴阳”上。阴阳在苗族古历界定为可以重复可以测量可以实证的两点上：“冬至阳旦，夏至阴旦”。彝族天文历法的“阴阳”同样以太阳的运动为旨归，冬至大年，是年首、岁首、节首(二十四节)、气首(冬至一阳生，阳气之首)。“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素问》这句基本为中国哲学研究者忽略的中医经典的话，或者能为“道不远人”的“天人合一”研究开辟新路呢。

　　(作者为文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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