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经济不失速政府有足够“牌”可打
摘要:在一系列密集“微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企稳转好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金华 上海报道
在一系列密集“微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企稳转好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央行出台的定向降准措施,使得银行资金更多流向三农以及中小微企业;到国家部委和各地政府发布的投资措施,再到外贸领域逐步摆脱低迷;中国经济向好的迹象开始渐渐清晰,但市场上担忧的声音依然存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7月6日在上海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今年全年经济达到预期目标不成问题,即使面临不确定因素,政府手中依然有足够的“牌”可以打。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从去年至今,一直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经济局面?
贾康:从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各级政府其实都感觉到有明显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内需的不振、出口的疲软以及投资的降温;一季度的GDP数据是7.4%,当时有很多投行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实际GDP数据还要更低,李克强总理不久前提出的全年目标是7.5%左右,同时他也明确表示全年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不论数据如何,在一季度GDP出来之后,政府会更从容一些。我个人认为,决策层管理部门从第二季度开始,频频出台动作,但是政府没有说,市场能够看到各种微刺激政策。除了定向降准之外,就我观察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代表性指标在年度安排中已经比去年又多出1500亿,总数为13500亿的赤字,这是积极扩张性的代表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是靠举债而非货币供应,这就切断了由赤字推到货币发行的通道,靠举债不会由于财政的原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在大的框架之下,我们还看到国家发改委不高调也不低调地批出了4000多亿的中国高铁项目的投资,而全年发改委把6000多亿的年度高铁投资适当调到8000亿出头,这一块领域又增加了2000亿。当然我们出台的政策还包括对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实施的向“三农”降准扩展到对“小微企业”降准等等。
放眼到房地产领域,实际上我们关注到央行银监会也表态,市场的分化对于首套房的贷款条件要适当放松,对于社会上的“刚需”,货币政策方面的定向宽松信号,其意义不可忽视。另外,我们银行业的存准率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果做设想,假如有特别的必要,20%左右的存准率还有可观的下降空间。
《华夏时报》:政府还可以动用多少力量,来激发市场活力?
贾康:在经过全社会努力之后,只要不出大的不测事件,我认为全年7.5%增资目标的实现,是大概率事件。从外贸方面,大家非常关注中国高外贸依存度、高外向依存度的情况,那么下半年回暖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下半年看不出对中国出口有任何不利,美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冲击,现在要讨论怎么样最终告别量化宽松;日本经济在经历安倍经济学刺激后,虽然某些指标不好,市场上也没有引发类似日本经济崩溃论这样的看法;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今年以及未来会有更大幅度的质的飞越。
投资领域,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希望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政府也在放开一些原来的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参与,比如现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民营资本现在还处在观望阶段,需要时间去观察;在政府层面,我认为备选储备都很充分,政府首先要出手投中心区域、中心城市。我们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种投资的副作用不会太大;在农村区域,几年前已经有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说十年之内4万亿的水利建设要投资出去,也没有多少副作用。
而在拉动内需方面,我觉得政府和民间要做的事情更多,养老、医疗、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都可以由政府和市场一起去推动。
《华夏时报》:现在市场关注两个很热的词汇——新型城镇化、房地产拐点。你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贾康: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事情,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今年随着经济下行3月份以来,已经一个多季度了,国内主要城市房价指标明显降温,楼市进入调整期,调整期来临之后也是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不少人说,这是中国楼市拐点的出现,这个拐点怎么解释?其实定义可能是大相径庭,房价的大跳水,崩盘式、断崖式的回落性的调整是出现了拐点,这是一个从长期走势来看。现实是房价在过去几年一路走高的过程中出现涨幅下降,而且全国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也不同,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来定义拐点,我是不同意的。
反过来看城镇化,官方给出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在50%以上,实际内部讨论中领导人都认为,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高估的,因为在统计上不得已把所有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都统计进这个比例里面,隐含地认为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但是中国3亿多进城的人群里,并没有取得和市民一视同仁的均等化的身份,在享受公共服务等等方面实际上是歧视性的在子女入托、入学、家庭医疗、购房等等,歧视性的待遇普遍存在,要把这些东西拉平,实际的投入还要继续往上递补。
中国经济后面的增长空间靠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感受,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如果中国真正的城镇化水平达到40%,还要走30年,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几十年,对中国非常关键。中国只能靠和全世界互动来支撑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对中国这个城镇化中长期发展丧失信心。我认为现在楼市表现更应该理解为我们终于等来了中国城镇化推动过程,楼市过去几年不太正常的表现为一个单边上涨市之后,现在出现市场分化阶段的特征。
《华夏时报》:民间资本对混合经济的担心问题应怎么解决?
贾康:我对于混合经济的理解是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它的股份制之下,允许一个一个市场主体内部在股权结构方面混合。如果是按照法制社会标准的股份制,那么它不会产生国有或民资股东之间,怎么样互相做手脚侵蚀对方的问题。因为它有基本的规范性,如果成为上市公司,更有它充分的透明度,这个混合所有制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定位,就是最小的交易成本实现最大限度的共赢,多赢,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走向现代特征的体现。在逻辑上来讲,可以排除掉两者相互做手脚的侵蚀问题,当然如果可能出现纠纷就走司法程序,它可以解决一切这方面的问题,不会留下硬障碍。
在一系列密集“微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企稳转好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央行出台的定向降准措施,使得银行资金更多流向三农以及中小微企业;到国家部委和各地政府发布的投资措施,再到外贸领域逐步摆脱低迷;中国经济向好的迹象开始渐渐清晰,但市场上担忧的声音依然存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7月6日在上海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今年全年经济达到预期目标不成问题,即使面临不确定因素,政府手中依然有足够的“牌”可以打。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从去年至今,一直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经济局面?
贾康:从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各级政府其实都感觉到有明显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内需的不振、出口的疲软以及投资的降温;一季度的GDP数据是7.4%,当时有很多投行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实际GDP数据还要更低,李克强总理不久前提出的全年目标是7.5%左右,同时他也明确表示全年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不论数据如何,在一季度GDP出来之后,政府会更从容一些。我个人认为,决策层管理部门从第二季度开始,频频出台动作,但是政府没有说,市场能够看到各种微刺激政策。除了定向降准之外,就我观察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代表性指标在年度安排中已经比去年又多出1500亿,总数为13500亿的赤字,这是积极扩张性的代表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是靠举债而非货币供应,这就切断了由赤字推到货币发行的通道,靠举债不会由于财政的原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在大的框架之下,我们还看到国家发改委不高调也不低调地批出了4000多亿的中国高铁项目的投资,而全年发改委把6000多亿的年度高铁投资适当调到8000亿出头,这一块领域又增加了2000亿。当然我们出台的政策还包括对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实施的向“三农”降准扩展到对“小微企业”降准等等。
放眼到房地产领域,实际上我们关注到央行银监会也表态,市场的分化对于首套房的贷款条件要适当放松,对于社会上的“刚需”,货币政策方面的定向宽松信号,其意义不可忽视。另外,我们银行业的存准率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果做设想,假如有特别的必要,20%左右的存准率还有可观的下降空间。
《华夏时报》:政府还可以动用多少力量,来激发市场活力?
贾康:在经过全社会努力之后,只要不出大的不测事件,我认为全年7.5%增资目标的实现,是大概率事件。从外贸方面,大家非常关注中国高外贸依存度、高外向依存度的情况,那么下半年回暖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下半年看不出对中国出口有任何不利,美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冲击,现在要讨论怎么样最终告别量化宽松;日本经济在经历安倍经济学刺激后,虽然某些指标不好,市场上也没有引发类似日本经济崩溃论这样的看法;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今年以及未来会有更大幅度的质的飞越。
投资领域,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希望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政府也在放开一些原来的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参与,比如现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民营资本现在还处在观望阶段,需要时间去观察;在政府层面,我认为备选储备都很充分,政府首先要出手投中心区域、中心城市。我们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种投资的副作用不会太大;在农村区域,几年前已经有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说十年之内4万亿的水利建设要投资出去,也没有多少副作用。
而在拉动内需方面,我觉得政府和民间要做的事情更多,养老、医疗、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都可以由政府和市场一起去推动。
《华夏时报》:现在市场关注两个很热的词汇——新型城镇化、房地产拐点。你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贾康: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事情,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今年随着经济下行3月份以来,已经一个多季度了,国内主要城市房价指标明显降温,楼市进入调整期,调整期来临之后也是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不少人说,这是中国楼市拐点的出现,这个拐点怎么解释?其实定义可能是大相径庭,房价的大跳水,崩盘式、断崖式的回落性的调整是出现了拐点,这是一个从长期走势来看。现实是房价在过去几年一路走高的过程中出现涨幅下降,而且全国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也不同,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来定义拐点,我是不同意的。
反过来看城镇化,官方给出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在50%以上,实际内部讨论中领导人都认为,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高估的,因为在统计上不得已把所有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都统计进这个比例里面,隐含地认为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但是中国3亿多进城的人群里,并没有取得和市民一视同仁的均等化的身份,在享受公共服务等等方面实际上是歧视性的在子女入托、入学、家庭医疗、购房等等,歧视性的待遇普遍存在,要把这些东西拉平,实际的投入还要继续往上递补。
中国经济后面的增长空间靠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感受,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如果中国真正的城镇化水平达到40%,还要走30年,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几十年,对中国非常关键。中国只能靠和全世界互动来支撑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对中国这个城镇化中长期发展丧失信心。我认为现在楼市表现更应该理解为我们终于等来了中国城镇化推动过程,楼市过去几年不太正常的表现为一个单边上涨市之后,现在出现市场分化阶段的特征。
《华夏时报》:民间资本对混合经济的担心问题应怎么解决?
贾康:我对于混合经济的理解是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它的股份制之下,允许一个一个市场主体内部在股权结构方面混合。如果是按照法制社会标准的股份制,那么它不会产生国有或民资股东之间,怎么样互相做手脚侵蚀对方的问题。因为它有基本的规范性,如果成为上市公司,更有它充分的透明度,这个混合所有制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定位,就是最小的交易成本实现最大限度的共赢,多赢,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走向现代特征的体现。在逻辑上来讲,可以排除掉两者相互做手脚的侵蚀问题,当然如果可能出现纠纷就走司法程序,它可以解决一切这方面的问题,不会留下硬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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