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派文青

　　“文青”这个词，早已不再是指文艺青年了，泛泛地看，它变成了一种格调和style，被1990 年代的台北和2000 年代的北上广的小清新们垄断；严格地说，骨灰级文青大多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长的内地理想主义且觉醒的青年为代表，现在好歹也是豆瓣的资深书评影评人，那是一种自我修行式的要求。

　　骤眼看来，这好像没有香港什么事，但这几年香港却涌现了许多另类的文青，他们比两岸文质彬彬的同道多了一些行动力，积极争取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一个更适合文青生存的香港。

　　比如说，香港没有文学馆，2009 年开始，由董启章等一群青年作家牵头组成文学馆倡议小组，实际支持者大多是年轻的香港文学爱好者，经过多年努力，他们放弃与文化政策温吞保守的政府消磨力气，而是效仿青年艺术团体的文化游击方式，自行租借民间单位，宣告成立“香港文学生活馆”，虽然面积只有六七十平方米，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香港出现文学馆是难以想象的，举办音乐节更是令人咋舌。在文青们的支持下，一个接一个的大型音乐节庆会衍变成真正的节庆，不是音乐会，不是官方艺术节，没有衣冠楚楚的正襟危坐，只有享受自由的人，虽然也是顶尖乐队演出，但纯粹聚集在台前听音乐的不超过五百人，更多人周游于各种手工艺地摊、小型演出和游戏之间，不时抬头为笼罩四野的音乐感动。香港的音乐节饱含草根的文化成分，正是这些成分使它有别于内地的音乐节。但它们潜在的创造力是一致的，都以节庆的形式创造草根青年的独立文化。新一代文青就是这样自我确认的，他们正成为当今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也许是见到了香港文青的崛起，一个台湾的文青网站不久前采访了我这个老文青。它请我诠释心目中“文青”的特质，我答道：“做不可能的事并且相信其中有希望，用另一套语言去理解那个被定见束缚的世界。”它问我“资深文青”与“新锐文青时代”最大的差异？我说：“前者从痛苦和快乐中享受痛苦，后者从痛苦和快乐中想像快乐。”——其实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不同时代的人，克服自己身上时代烙印所选择的不同方法而已。

　　我所期待的未来“文青”，可以定义为新一代“知青”：知有限而谦卑，知无限而狂狷。这样的力量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