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献血隐现危机
摘要：当病患急需手术，家属多会收到来自医院的献血要求：血液短缺，请参加互助献血。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栗泽宇 陈锋 北京报道
求血！几乎每个人都在互联网上看到过类似的求助。当病患急需手术，家属多会收到来自医院的献血要求：血液短缺，请参加互助献血。有的医院甚至提出：家属献多少用多少，不献血不手术。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本是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所采取的“互助献血”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强制”色彩。来自多家医院及病患家属的信息显示，互助献血量成为许多医生、科室、医院的考核指标之一。
更令人担忧的是，强硬推进的互助献血已经波及到无偿献血者的法定权益。按照有关献血管理办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享受免费用血，但北京某些医院并未依法执行。作为用血主要来源的“无偿献血”，已陷入信任危机。
无偿献血证失效
当大伟（化名）拿着自己的无偿献血证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时他才知道，这些献血证在妻子需要用血时根本帮不上忙。
大伟的妻子井井（化名）今年1月临产，因情况特殊，井井的剖腹产危险性较大，有可能需要在手术中紧急输血，因此被要求备血。当大伟拿着自己过往的一摞献血证出现在病房时，医生告诉他，这些献血证都没用，必须是针对此次手术的献血才可以。这让一贯热衷于无偿献血的大伟无言以对。
大伟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家人因手术缺血的求助在互联网上并不罕见，单位号召为某同事献血的故事也时常发生。通常情况下，人们得到的理由是“血库缺血”。
事实上，要求病人或家属有针对性的献血并不违规。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按照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这条规定从立法本意可以看出来是应急的措施，在血液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此法，是缓解血液供应不足的一种措施。
来自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江苏、福建等多地的医护人员均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在现实中互助献血已经成为常态，原因是“血库长期缺血”。
卫生部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全国血液采集量（即无偿献血）每年以10%至15%递增，但在2011年增速突然放缓，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呈现下降趋势。
2012年，卫生部官方承认，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
“2011年是感觉特别明显的一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医院向血液中心调血变得特别费劲。”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急诊科医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这一年开始，互助献血快速发展起来。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11年年中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冲击很大，无偿献血也受殃及。受此影响，2011年和2012年互助献血比例大幅上升，2012年互助献血比重由此前的3%-5%飙升到10%-11%。
不过他表示，在不断增加街头采血点及加大宣传力度之下，2013年互助献血占比大幅下降到7%，按照规划，未来的目标是控制在5%以内。
“血托儿”复活
互助献血比例的提升，也令“血托儿”行当重新活跃。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北三环37号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成为“血托儿”们的聚集地，售血价格多在每单位血量（200cc）1300元上下。
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再次探访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时发现，门口的“血托儿”踪迹难觅。但在大伟的指点下，在北京市朝阳公园门口的采血车周边，记者再次看到了“血托儿”们的身影。
一位乔姓“血托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前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危险地带，因此大多“血托儿”分散到了北京市的各个机动采血车，这样相对安全。
该“血托儿”表示，他的血源以大学生、来京务工的壮劳力为主，血液质量可以放心。而目前的价格则为2000元每200cc。随后，本报记者在阜成门采血点、西单采血点、安贞华联采血点均发现了“血托儿”的身影，血液价格并无异议。
刘江告诉记者，打击“血托儿”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警方甚至在该中心设点专门打击。“今年前3月街头采血量出现良性增长势头，互助献血在北京基本停了。”
从提倡到“强制”
现实已经引发无偿献血者的质疑。依照北京市献血管理办法，无偿献血者的配偶或直系亲属可免费使用献血等量的血液，但事实上，这项“对等福利”在执行中出现“变脸”。
记者从多家医院获悉，“免费用血福利”目前在献血者本人身上被执行得不错，但未参加无偿献血者、献血者非本人需要用血时，医院都会要求“互助献血”。
“我已经累计献血超过4000cc了，每年都坚持定期献血，我媳妇生孩子却用不上，非要逼着我再去献血。”大伟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以后谁会去献血？”
一位在北京市某医院献血科工作的唐女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她非常理解像大伟这样的献血者的心情，但制度就是这样定的，作为一线工作者，他们也没有办法。
唐还表示，自有偿献血取消以来，临床所使用的血液中，互助献血所占比例很大，为了保障用血需求，互助献血现在被列为工作重点。
唐女士参加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组织的医务工作者培训，专门针对动员病人亲属参加互助献血，培训时明确提出在血库不缺血时，也应动员病人亲属参加互助献血。
摊派互助献血任务的方式在全国早已不是秘密。江苏省卫生厅医政处于2012年7月8日下发的《江苏医政(医管)工作简报（总第203期）》中，已经将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考核互助献血任务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省推广。
“现在血液中心给每个医院都有互助献血的任务，完不成任务从血液中心调血就特别困难。医院没办法，也只好给各科室和医生摊派任务，完不成的扣奖金。”唐女士说。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否认对医院有所谓的明确要求，他表示，血液中心是北京市卫生局的下属机构，负责供应市内200多家医院的用血。“协议医院包括部队医院、中央部委直属医院，我们哪有权力要求这些医院？”
他表示，2011、2012两年因献血量增幅下降，互助献血比重确有明显提升。互助献血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可能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瑕疵。他承认，当前互助献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催生血托儿和变相的强制性。
“主要是要加强管理，应确保法律法规确定的免费用血政策落实到位，不能让无偿献血者伤心。”刘江认为，让无偿献血者感到光荣，同时使其享受到献血后应有的法定权利，才能使献血工作获得良性发展。
他认为，当前的困惑是，献血在血液中心，用血在医院，如果医院给献血者兑现权利，则存在人力、资金、结算等方面的支出，这种“额外付出”，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考虑。
“我们希望让献血者能通畅地享受到权利，但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畅的问题，需要从更高层次进行制度设计，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刘江说。
事实上，武汉市卫生局和武汉市血液中心在2012年2月叫停了互助献血，该市卫生局称，叫停是为了打击“血托儿”贩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位山西的医务工作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相比人们对无偿献血体系失去信心，“血托儿”其实只是件小事。“我们国家的献血制度就是建立在无偿献血的基础上，现在的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制度的伤害太大，这可能会导致无偿献血失去人心。”
求血！几乎每个人都在互联网上看到过类似的求助。当病患急需手术，家属多会收到来自医院的献血要求：血液短缺，请参加互助献血。有的医院甚至提出：家属献多少用多少，不献血不手术。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本是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所采取的“互助献血”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强制”色彩。来自多家医院及病患家属的信息显示，互助献血量成为许多医生、科室、医院的考核指标之一。
更令人担忧的是，强硬推进的互助献血已经波及到无偿献血者的法定权益。按照有关献血管理办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享受免费用血，但北京某些医院并未依法执行。作为用血主要来源的“无偿献血”，已陷入信任危机。
无偿献血证失效
当大伟（化名）拿着自己的无偿献血证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时他才知道，这些献血证在妻子需要用血时根本帮不上忙。
大伟的妻子井井（化名）今年1月临产，因情况特殊，井井的剖腹产危险性较大，有可能需要在手术中紧急输血，因此被要求备血。当大伟拿着自己过往的一摞献血证出现在病房时，医生告诉他，这些献血证都没用，必须是针对此次手术的献血才可以。这让一贯热衷于无偿献血的大伟无言以对。
大伟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家人因手术缺血的求助在互联网上并不罕见，单位号召为某同事献血的故事也时常发生。通常情况下，人们得到的理由是“血库缺血”。
事实上，要求病人或家属有针对性的献血并不违规。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按照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这条规定从立法本意可以看出来是应急的措施，在血液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此法，是缓解血液供应不足的一种措施。
来自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江苏、福建等多地的医护人员均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在现实中互助献血已经成为常态，原因是“血库长期缺血”。
卫生部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全国血液采集量（即无偿献血）每年以10%至15%递增，但在2011年增速突然放缓，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呈现下降趋势。
2012年，卫生部官方承认，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
“2011年是感觉特别明显的一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医院向血液中心调血变得特别费劲。”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急诊科医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这一年开始，互助献血快速发展起来。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11年年中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冲击很大，无偿献血也受殃及。受此影响，2011年和2012年互助献血比例大幅上升，2012年互助献血比重由此前的3%-5%飙升到10%-11%。
不过他表示，在不断增加街头采血点及加大宣传力度之下，2013年互助献血占比大幅下降到7%，按照规划，未来的目标是控制在5%以内。
“血托儿”复活
互助献血比例的提升，也令“血托儿”行当重新活跃。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北三环37号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成为“血托儿”们的聚集地，售血价格多在每单位血量（200cc）1300元上下。
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再次探访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时发现，门口的“血托儿”踪迹难觅。但在大伟的指点下，在北京市朝阳公园门口的采血车周边，记者再次看到了“血托儿”们的身影。
一位乔姓“血托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前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危险地带，因此大多“血托儿”分散到了北京市的各个机动采血车，这样相对安全。
该“血托儿”表示，他的血源以大学生、来京务工的壮劳力为主，血液质量可以放心。而目前的价格则为2000元每200cc。随后，本报记者在阜成门采血点、西单采血点、安贞华联采血点均发现了“血托儿”的身影，血液价格并无异议。
刘江告诉记者，打击“血托儿”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警方甚至在该中心设点专门打击。“今年前3月街头采血量出现良性增长势头，互助献血在北京基本停了。”
从提倡到“强制”
现实已经引发无偿献血者的质疑。依照北京市献血管理办法，无偿献血者的配偶或直系亲属可免费使用献血等量的血液，但事实上，这项“对等福利”在执行中出现“变脸”。
记者从多家医院获悉，“免费用血福利”目前在献血者本人身上被执行得不错，但未参加无偿献血者、献血者非本人需要用血时，医院都会要求“互助献血”。
“我已经累计献血超过4000cc了，每年都坚持定期献血，我媳妇生孩子却用不上，非要逼着我再去献血。”大伟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以后谁会去献血？”
一位在北京市某医院献血科工作的唐女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她非常理解像大伟这样的献血者的心情，但制度就是这样定的，作为一线工作者，他们也没有办法。
唐还表示，自有偿献血取消以来，临床所使用的血液中，互助献血所占比例很大，为了保障用血需求，互助献血现在被列为工作重点。
唐女士参加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组织的医务工作者培训，专门针对动员病人亲属参加互助献血，培训时明确提出在血库不缺血时，也应动员病人亲属参加互助献血。
摊派互助献血任务的方式在全国早已不是秘密。江苏省卫生厅医政处于2012年7月8日下发的《江苏医政(医管)工作简报（总第203期）》中，已经将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考核互助献血任务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省推广。
“现在血液中心给每个医院都有互助献血的任务，完不成任务从血液中心调血就特别困难。医院没办法，也只好给各科室和医生摊派任务，完不成的扣奖金。”唐女士说。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否认对医院有所谓的明确要求，他表示，血液中心是北京市卫生局的下属机构，负责供应市内200多家医院的用血。“协议医院包括部队医院、中央部委直属医院，我们哪有权力要求这些医院？”
他表示，2011、2012两年因献血量增幅下降，互助献血比重确有明显提升。互助献血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可能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瑕疵。他承认，当前互助献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催生血托儿和变相的强制性。
“主要是要加强管理，应确保法律法规确定的免费用血政策落实到位，不能让无偿献血者伤心。”刘江认为，让无偿献血者感到光荣，同时使其享受到献血后应有的法定权利，才能使献血工作获得良性发展。
他认为，当前的困惑是，献血在血液中心，用血在医院，如果医院给献血者兑现权利，则存在人力、资金、结算等方面的支出，这种“额外付出”，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考虑。
“我们希望让献血者能通畅地享受到权利，但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畅的问题，需要从更高层次进行制度设计，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刘江说。
事实上，武汉市卫生局和武汉市血液中心在2012年2月叫停了互助献血，该市卫生局称，叫停是为了打击“血托儿”贩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位山西的医务工作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相比人们对无偿献血体系失去信心，“血托儿”其实只是件小事。“我们国家的献血制度就是建立在无偿献血的基础上，现在的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制度的伤害太大，这可能会导致无偿献血失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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