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事件引发的非理性抵制

　　■李北辰

　　在小说《林家铺子》里，林老板女儿如此感叹道：“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林小姐因爱穿“东洋货”而受到同学耻笑，愤怒者警告她不允许穿日式服装上学，否则要被剥光烧掉。但“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都不能穿了吗？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吗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这是写于1932年的故事，那正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颇为荒诞的是，八十多年前的句式，仍可套用于今日：好好儿的MH370“失联”干吗呢？不然，听梁静茹的歌有谁来笑骂。

　　由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难找到可被称为“马货”的品牌，并不像日货那般目力所及，这可难为了愤怒者——他们自己也很明白，所谓“国家”不过是个空泛的概念，“抵制”还需找到具体的对象，于是梁静茹等马来西亚歌手不幸“躺枪”。这可真是比《林家铺子》更悲伤的故事了。

　　笔者以为，哪怕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在集体中表达愤怒，“抵制”某物也像咖啡因一样容易上瘾，但这种上瘾很廉价，只需动用“情绪”这一在整个生物界都算是普遍的机能即可。要知道，从大脑进化角度讲，用“情绪”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世界可太低级了。倘若真有什么东西让“人之所以为人”，那大概就是理性与思考能力了，去看看人类大脑皮层复杂的褶皱，它千辛万苦进化而来，可不是让你在飞机上239个生命遇难后去“抵制”一位治愈系女歌手的。

　　愤怒为何容易上瘾？学者刘瑜说得好：“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这些似乎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省时省力——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隐身于集体中，安全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此外，愤怒常伴随民族自豪感，叔本华称其为“最廉价的骄傲”。“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一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无数百万人所共有的东西引以为荣了。拥有突出个人素质的人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时刻就在自己眼前，但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这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那他就只能出此最后一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骄傲了。由此他获得了补偿。所以，他充满着感激之情，准备不惜以‘牙齿和指甲’去捍卫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切缺点和愚蠢。”

　　掐指一算，近些年遭到网民“抵制”的“货”可真不算少：日货，美货，法货……而“抵制日货”甚至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了。至于结果，不说自明：此刻有许多的iPhone、可口可乐、尼康、索尼……都在家乐福的货架上等着被顾客开心地放进购物车呢。

　　因为常识是：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下，用“抵制”之手段表达“爱国”太过荒诞。尤其在如今的全球经济时代，“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更像开一个国际玩笑。具体而言，真正能够“抵制”马航的，只有市场经济本身。我就很欣赏一位网友对此事件的态度：“切，马航又不便宜，选亚航都比它强。”

　　在我看来，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是两股力量：贸易与科技。贸易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人类进化出的互惠本能——通过一件商品交易，买卖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这是商业最伟大之处。所以，在一件足够诱人的商品面前——比如iPhone和日本AV，愤怒一定是暂时的。

　　事实上，贸易甚至带来和平。经济学家李子旸曾写道：“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把社会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会实现人际关系的最佳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和服务，并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贸易天生是化解战争、创造和平的因素……逻辑已经充分表明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而无数的事实无数次地证实了这一点，已经不需要更充分地证明了，需要的就是把自由变为一种信念，始终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和坚持。”（作者为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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