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自由与桎梏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前段时间，青年译者李继宏给一些老翻译家挑错，其中有傅惟慈译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把“可颂”译成“一个月牙形的面包”的例子，李认为它是“羊角面包”，译错了。友人将此指摘讲给傅惟慈老人听，老人颇有些委屈：“可是我三十年前翻译的时候，还没有‘羊角面包’这个词啊！”
像对待孩子一样，傅惟慈在意自己的译作。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算起，在这个寂寞的行当，傅惟慈的翻译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影响延续至今。其译作涵盖英语、德语、法语与俄语。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是通过他的翻译来到读者手中。
不久之前，傅惟慈因突发哮喘去世，享年91岁。他在生前十分推崇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名言：“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如今，傅惟慈打完了最后一张牌。
摆渡人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异国的重生都要倚赖于翻译。“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法语翻译家余中先曾这样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回顾傅惟慈“摆渡人”的身份，1956年非常重要。这一年秋天，傅惟慈开始翻译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重量级作品。
1956年，在“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颇具时代烙印的倡导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体规划，周扬召集一批专家学者，拟定了一份“各国文学名著两百部”的书目。听到这个消息，三十岁出头的傅惟慈迫不及待地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了这两百部书目，他决定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一被许多人誉为“德国版红楼梦”的名著。它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兴衰，翻译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名词事物，令傅惟慈这位“文化的摆渡者”穷尽想象也无法理解。“比如一家宴会，原著说有个冰淇淋上冒着火苗，我就不懂了，冰淇淋怎么还能冒火苗呢？我问德国学生，有的德国学生出身比较贫寒，他也不知道。有一个人出身比较好，就告诉我，那是在冰淇淋上洒一点酒精，端上来的时候一点，泛着蓝火苗。”这令傅惟慈感到新奇。
这本书傅惟慈翻译了三年。“反右”、“大跃进”等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令他减缓了翻译的脚步。“我只能抓紧一切运动空隙译完此书，不仅是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也是对自己能力和毅力的考验。当时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学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我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1959年年初译完，适逢‘大饥荒’，译稿在出版社积压了三年，幸好原稿没有丢失，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傅惟慈曾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回忆。
事实上，在傅惟慈的所有译作里，像《布登勃洛克一家》这种大部头的经典文学并非主流。他更偏爱会讲故事的作家，比如毛姆。许多年以来，中国读者已经习惯在毛姆作品封面上看到傅惟慈的名字，尤其是那本著名的《月亮与六便士》。“我翻译的作品中，《月亮和六便士》影响比较大，翻译是在1982年前后。当时我有点中魔似的在想一个问题：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活？我虽然不用再逃亡再颠沛流离了，为什么却有一种无形的更强大的桎梏？”
这本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小说，讲述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中年人，突然在某天抛下妻儿，离家出走，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画家的故事。八十年代初期，傅惟慈将这部表现“自由与桎梏”的小说带到中国，对当时读者的意识形态，它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直至今日，在一个属于段子手的互联网时代，尽管文学的地位日渐式微，但傅惟慈的译作依旧被奉为经典，并将持续下去。“有些人说我译笔很好，很通畅。这是对一个翻译工作者的最低评价，译笔通畅难道不是一个翻译者的最基本素养吗？重要的是，你翻译了什么东西。我在几十年前翻译的东西，今天还有人看得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另一种逃避
几乎每一位作家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但很少有人问一位文学译者：你为什么选择当翻译？这一问题，傅惟慈有着自己的答案。“我之所以甘心背负文学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唯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生活中的一点意志自由。”
在回忆自己的翻译生涯时，傅惟慈总会提到一个词：逃避。与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傅惟慈希望在混乱中寻找有序，但“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踩一段钢索，战战兢兢，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几乎三两年就来一次。在两次运动之间，也绝无令你喘息的机会。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体力活儿，打扫不完的卫生，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我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除了生理需求还无法戒除外，几乎难以担当‘人’这一美好的称号了。我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运转，我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在《我的人生如牌戏》中，他这样写道。
于是，在乌云压城的岁月，翻译文学作品，成为傅惟慈的避风港。寄托这些相距遥远的故事，他得以暂时逃离现实。“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可以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就这样，在“那些年”，傅惟慈“偷偷摸摸”连续翻译了几本文学作品。
在纪念翻译家董乐山的文章里，傅惟慈曾写道：“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
文字之美：问题的核心
如果明白“逃避”是傅惟慈选择当翻译的答案，那就不难理解其对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热爱。格林把自己回忆录取名为《逃避之路》，“不论我到各地旅行，还是执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逃避。”这位傅惟慈最喜爱的作家曾这样说。
事实上，傅惟慈翻译的第一本英国小说就是格林的《问题的核心》。
在“文革”前两年，作为教师，傅惟慈失去了登台讲课的资格，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资料室打杂，负责整理材料和分发报纸。恰在当时，学院从英国聘来一位年轻外教，带来了上百本企鹅丛书，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毛姆、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等等。这些书都由傅惟慈负责保管，供其他教师借阅。荒诞的岁月，对于热爱文学的人而言，这间不大的资料室就是精神的避难所。“我一本一本看，外面革命的口号越来越响，我却在这些书里找到了一种逃避的自由。”
所有书中，最令傅惟慈感动的就是《问题的核心》。“这本书一下就把我感动了。它写的是一个非洲警员，与我的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它写的是生活充满了陷阱，只因为主角充满了仁慈、怜悯，把自己弄得越陷越深，最后自杀了。天主教不能自杀的，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感到绝望，就觉得要把这书翻译过来，当时我是非常悲观的、黑暗的。”傅惟慈曾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
值得一提的是，傅惟慈有着一位翻译家秉持的严谨，但《问题的核心》发生在非洲英属殖民地，小说中常带有独特的非洲事物名词。某天，一个陌生的英文缩写——UTC，令傅惟慈犯了难，他翻遍词典也未能找到解释。于是他通过英国朋友，给格林写了封信，问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料之外，格林很快就回了信：UTC是一家当地联合公司的缩写。
1981年9月左右，傅惟慈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英国，在格林的寓所里，他见到了这位心仪的作家。“那一年我58岁，他78岁，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热情，爱开玩笑。他喝威士忌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我还在喝第二杯橘子水，他说：‘你只喝一些软饮料吗？中国的茅台可是世界驰名的。’”
多年后，在回忆格林时，傅惟慈还是回到了他熟悉的那个词——逃避。“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逃避，在频繁得令人无法喘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正像格林说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我为什么喜欢格林，格林就认为写作是一种逃避，我在那个年代也只能找到这样一种逃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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