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不一样的中国视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日前，史景迁来到北大演讲，原定180人的教室迅速被人群淹没，讲座被迫换到另一间380个座位的大教室，再次淹没。这只是一场关于沈福宗的演讲——沈福宗是第一个到英国和法国去的中国人，到场听众几乎没人听过这个冷僻的名字，他们是冲着史景迁——这位继费正清之后，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海外汉学家之一的名字去的。

　　讲台上，今年78岁的史景迁须发皆白，棱角分明，像个老派英国绅士，用学术明星形容史景迁并不过分。演讲结束后，他回答着“你愿意和哪个皇帝交朋友？”和“如果清朝有网络，你觉得雍正会如何使用？”等略显滑稽的提问。

　　事实上，这次讲座只是史景迁中国之行的开始。新版作品《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面世之际，史景迁将要开启为期一个月的行程，除了各种学术活动之外，还要穿插一些其他事务，他甚至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对谈。

　　这多少可以说明，中国人似乎有着太多问题想要问他。关于历史与现实，人们希望从这位“外来者”那里找到答案。

　　中国情缘

　　史景迁和孔飞力、魏斐德一起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1974年以来，他完成了包括《追寻现代中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十多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这一切都源于他六岁时那次偶然的阅读。

　　由于父母喜好艺术与历史，六岁的乔纳森·斯宾塞（史景迁英文名）在家中读到了一本艺术史，其中一章介绍了中国画。“我觉得非常惊奇，中国画与我以前接触到的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加上当时正在二战期间，中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雄，我对中国的兴趣就在那时候产生了，是非常自动的，对中国史的感情也由此而生。”史景迁回忆道。

　　有关中国的种子就此埋在心间。直至1959年，在剑桥大学念英国史的史景迁得到一笔奖学金，去耶鲁大学当交换生。去往美国前，23岁的史景迁把自己想学的东西都写了下来，其中一个颇为宏大的名词，就是“中国”。“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西方人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有很少很少的人知道桂林、庐山，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悲剧性的。”

　　在耶鲁，史景迁的导师是一对夫妇：芮沃寿（AuthurF.Wright）与芮玛丽（MaryC.Wright）。前者著有《中国佛学史》等学术专著，后者则是费正清最为青睐的学生之一，著有《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等著作。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身在北平的芮玛丽曾坐过日本人的集中营，1945年被释放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去了延安，身为历史学家，她希望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就这样，在两位资深历史学家的引领之下，史景迁作出了他终身的选择：研究中国历史。

　　他开始学习繁体字和文言文，醉心于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但此时的史景迁并未确定专业方向，毕竟“中国”更像一个虚词。于是，芮玛丽向他介绍了澳洲的明清史专家房兆楹，他便赶往堪培拉国立澳洲大学拜师房兆楹，一待就是三年。也正是在此期间，他拥有了史景迁这一颇具“史家风范”的中文名。“我的中文名就与他（房兆楹）有关。开始他对我说，得起个中文名字，你欣赏《史记》的叙事笔法、景仰司马迁，英文名字中又有个S，S与史相谐，就叫‘史景迁’吧。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太高了，不大敢用。老先生劝我说，在汉族中，有姓史的，不妨。现在，不少中国同行夸我这个中文名字起得好。我看到这三个字，就想起我的老师。”史景迁曾说。

　　“讲故事”的人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所谓“事实”的“虚构性”，“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的。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甚至直言：当代史学所关心的并不是“说明”而是“解释”，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意义。

　　事实上，“历史真相”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一直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在史景迁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景迁的博士生郑培凯在评价自己的导师时说：“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但长久以来，史景迁“说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让其作品畅销的同时，也伴随不少争议。譬如，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参考的资料包括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写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甚至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他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并死去的故事，试图呈现出十七世纪中国郯城的全貌。

　　史景迁的行文非常具有代入感，但也令一些历史读者对他充满细节描写的句子颇为不适。在《王氏之死》中他写道：“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在《中国皇帝》一书的开头，史景迁甚至这样写道：“在遥远的北部荒疆，生活着一群野鹅，这群小有名气的野鹅，在严冬来临中国之前，飞离北疆而抵达中国。边境上的卫士常以它们作为严寒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们蓄养在畅春苑的水边，它们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或许是最独特的一本帝王传记。历史学家许倬云曾形容史景迁：给他一本电话簿，他能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还有传言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十年前，在与汉学家卢汉超的对谈中，史景迁这样为自己“辩护”：“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和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如果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在他看来，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已接近说故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史景迁说：“我的书并不是没有分析和论证，而是不把观点强加给读者。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故事，更好地进入历史，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对读者的信任。”

　　不一样的答案

　　事实上，这并非史景迁第一次来到中国。上世纪60年代，他去过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1972年以耶鲁大学代表团团员的身份，他在这一年完成了《中国皇帝》。

　　1989年，应时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乐黛云之邀，史景迁首次来中国讲学，为期一个月，一连八场，乐黛云曾回忆道：“当时我们觉得跨文化的交流比较重要，不应仅局限于比较文学，想系统地请些学者来讲，其中就有詹姆逊和史景迁……史景迁总结历史本身的看法很有趣，他讲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跟当时的时代有关，跟外国的政治状况有关，比如西方国家需要保守主义时就把中国的保守主义讲得很好，他们需要启蒙时就把中国讲成启蒙的理想……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在史景迁为中国提供的不同答案中，对“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最为掷地有声。他曾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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