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愤青”吴天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中国影视界近来接连折损几位大将：孙羽导演、路学长导演、袁牧女导演，为“第五代导演注入灵魂”的著名导演吴天明4日因心梗离世。同日，长影著名译制片导演林白也撒手人寰。他们的相继去世，使中国影视界笼罩着一股浓浓的愁云，加之之前送别的邵逸夫先生、午马先生等，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和承载于他们身上的电影梦想也在一点点远去，我们注定将进入一个电影的“小时代”：以述说个人的情感遭际和虚幻的物质幻象来取代乡土情怀和“崇高”的精神追求。

　　电影梦与文化担当

　　 “电影就是一个梦”，李安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道出了很多电影人一生痴迷电影的缘由，他说电影用光影营造出观众生活的梦境和理想生活场景，但故事讲述的又是最现实的人生和最复杂的人性，所以它总让人如痴如醉。

　　以吴天明为代表、描写第四代导演的一套丛书，其中写吴天明的一本书名为《梦的脚印》，它讲的也是吴天明的追梦人生，他们不谋而合，都是在追述各自不同的人生和电影情怀。

　　 一个生长在台湾、一个生长在西北黄土地，他们都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和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眷念，李安用《喜宴》、《饮食男女》等道出了中国传统家庭情感与现代生活的冲突，吴天明则在其成名作《人生》《老井》中讲述了乡土生活中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这些故事构成了不同的生活镜面。

　　 所以，看他们的电影，会被一种温情和深厚的东西感动，这或许就是一种文化的根，不论世风如何变化，仍有真诚在维系着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在李安有所收敛的叙述中就变成一种温雅，而在吴天明粗粝的笔调下就变成了西北人的刚毅和憨直。

　　 而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电影的“黄金时代”就是在于电影人的乡土情怀和他们追求的一种“崇高”精神，吴天明在《梦的脚印》中多次讲述了自己与土地、乡土文化如何交织，难以割舍，这也决定了他在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后又重返西影厂，仍然执着于去表现乡土中国转型时期的困惑和文化传承中遇到的危机，这在他看来是一个电影人的责任担当，“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文化担当，就失去电影人的精神。”

　　所以他的一生既是追梦的人生，也是捍卫正统的电影精神的人生，电影、土地与他个人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他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强调自己除了电影，什么也做不了。

　　西北汉子“老愤青”

　　 其实并非是他什么也不会做，因为他长得一点也不文弱，甚至有些“五大三粗”，敦实的身板让初见他的人以为他是一位搬运工。外形粗犷，说话率直，在圈内是有名的“愤青”，喜欢放炮。在年初的一场老电影人座谈会上，他还在质问：“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认为目前电影人的水平已明显没有观众高，去年217亿的票房，居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说明什么，说明电影人已集体丧失了电影人的精神诉求，大家都在奔向“娱乐至死”，都在以票房、恶俗取胜。“现在有些电影人只顾挣钱，放弃社会责任，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挖掘民族精神。”即便是面对自己的高徒张艺谋，他的批判也毫不留情，曾经他在公开场合发问：“我想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除了批评现在电影的商业化，他也为目前中国电影环境担忧，“众所周知我们的审查制度已经让很多好的电影无法面世，它难免会耗费电影资源。”他曾问记者，“你看看我们有什么电影可以在国外拿大奖。”说起这些他时常流泪，所以朋友们都叫他“老顽童”，因为他伤心时落泪，说到激动处也喜欢流泪，有时看剧本时也在流泪，看来并非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个西北汉子给很多演员的印象就是外表大大咧咧，心思却十分细腻。吕丽萍就说吴导是个可爱的老头儿，虽然他们自《老井》后没有再合作过，主要是没有好的农村题材的本子，但她却很喜欢吴导的性格，他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说话很直，有错误能自己纠正，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电影圈的“教父”

　　 电影圈的人喜欢把吴天明叫作“第五代电影人的教父”，因为他发掘并提携这些电影人：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当年这些“黄金时代”的第五代电影人就是在西影厂厂长吴天明身边成就了辉煌。在黄建新的回忆中，当年他们这群怀着电影梦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拿出自己的剧本，相互评析，《老井》《孩子王》《红高粱》，在一遍遍反复争执和讨论中最后才呈现出来，因此获得很大的反响。

　　陈凯歌在自传中也述说了自己的电影梦想时代，他的《孩子王》《霸王别姬》无不是与西影厂相连，而背后穿针引线的人物，则是吴天明锐意大胆的改革，最后让第五代导演与中国西部影片交织在一起。

　　 而这些影片承载的情感恰是乡土情怀和“英雄情结”，这也是第四代电影人与第五代的传承关系，他们当年都把梦想、电影精神视为电影的灵魂，因此能激起时代的共鸣。

　　 而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消费的盛行，曾经被认为“崇高”的、精神的东西开始被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替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呈现多元化趋势，加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更多的人趋向城市生活并出现新的价值取向，乡土文化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相应地，反映乡土生活的影片不再是主流，一些个性化的新生代导演像王小帅、贾樟柯等崛起，第四代、五代导演慢慢转向了商业片、大制作，而吴天明却是一个例外，他依然在坚持他的“乡土文化”系列，依然在执着于他最初的梦想，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合时宜”，但于他则是一种延续。

　　 晚年，吴天明导演了《变脸》《百鸟朝凤》等反映传统艺人面临文化传承和现实冲突的作品，基调非常凄凉但不乏温情，这也是他内心的一个写照。

　　 《变脸》中的川剧师傅、《百鸟朝鸣》的唢呐师傅，他们都是传统艺人中的高手，他们一生都在追寻梦想、为守护祖传技艺过着寒微的生活，到晚年却要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这里不仅有传统宗法思想的阻力，也有现代化生活的冲击，这些艺人在经历无数的挫折、危机后最终收获温情，但却不得不改变传统文化观念，比如川剧“变脸”传男不传女的观念，一些陈腐的东西一定会被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只有在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中才能获得新生，唯有真情不变，那就是父子情、师徒情，吴天明把个人梦想和精神追求寄托在这些老艺人身上，说出了自己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化消逝的隐忧。这些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电影人的担当，应该承担精神守护者的角色，但随着这些电影人的远去，电影终将变成一个消费品并成为纯感官的东西，这恰是他最大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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