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专访：我不配诉说苦难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我们小时候……”长辈与孩子闲谈时，总会以此句式开头，而省略号后面的内容，多半是诉说贫穷与磨难，加之让孩子珍惜现在。但毕飞宇不。在最近出版的一套名为“我们小时候”的系列丛书中，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收入其中。这是其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它通过一个少年视角，将人们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苏北农村，从往昔的记忆碎片之中，陈述和反思那个时代。不过，相比于苦难，毕飞宇还是更愿讲述童年“乐”的部分。“我不配做苦难的言说者。”毕飞宇说。
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中年毕飞宇与少年毕飞宇的对话。没人会忽视童年对一位作家的影响，苏童曾说：“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找寻第一记忆，并让其复原。而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
毕飞宇试图寻找。
没有故乡与姓氏的人
对于自己对乡土的情感，毕飞宇毫不避讳，“我不怀念乡土。”“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作家还会对乡村有强烈的感情，我们的生活跟土地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了。没有哪个作家还靠着二亩三分地过活。我们对土地的情感，恐怕更多仅限于阅读。”
事实上，毕飞宇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1964年，毕飞宇出生在一个叫“杨家庄”的地方。5岁时，做乡村教师的父母工作调动，他生活的村子变成了“陆王”村。11岁时，他又来到了“中堡”镇，因父亲被打为“右派”，毕飞宇一家居无定所，整个少年时期在漂泊中度过。
他甚至没有姓氏。
某一天，少年毕飞宇发现了一个秘密：父亲其实不姓毕，姓陆。毕飞宇的父亲是个孤儿，跟随养父姓陆。抗战时，养父被人揭发卖大米给日本人，于是当做“汉奸”在“反右”时被处死，毕飞宇的父亲也不被准许姓陆，被迫改姓毕。“有年大年初一，父亲一个人在教室里看书，哭了。他看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大了我才理解。本来姓陆姓得好好的，尽管那不是他的真姓，到了1950年之后组织不让他姓这个姓，一定让他改名字。姓这个姓，父亲一定觉得屈辱，所以他看《阿Q正传》那么悲伤。大学念中文系，老师讲《阿Q正传》，我内心极其古怪，觉得特别羞愧，感觉家里的事情本来好好的，没人知道，被鲁迅写出来了。”毕飞宇曾回忆道。
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也为毕飞宇带来某种郁结。“没有故乡，没有姓氏，在有的人看来也许并不是特别大的事情，但如果他生性比较敏感，感受到这些东西跟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会构成诸多化学反应。”毕飞宇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我没有祖坟，一年中最不愿过的就是清明节。儿子出生那天，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我的儿子该姓‘陆’还是‘毕’。那个时候，我很希望儿子姓‘陆’，但当时他没讲。好长时间，两个男人沉默在电话里，最后我合上了手机。一个男人做了父亲，应该只有单纯的喜悦，可对我来说，那天是悲喜交加。最后，我选择让儿子姓‘毕’。可能是我的身世太特殊，很害怕回到那些村子。那些乡不是我的，但我又在那儿长大，有些怯，所以尽量不回去。但我能写这么多东西，需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给了我那么特殊的经历。”
尽管如此，毕飞宇依旧没有过分诉说悲苦，作为乡村教师的孩子，“物质生活要比那些农村的孩子好太多太多。”而童年时光，毕飞宇对万物的判断只有一个：它能否成为玩具。书中所述，多是怎样爬树，怎样撑船，怎样放牛，怎样把两条红领巾叠起来，缝上做成泳裤，引领村中时尚。
如今，毕飞宇的儿子即将面临高考。“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辛苦的那个人。”连踢球的时间都少有。某种意义上，这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也是父亲告诉儿子：我们小时候，童年是这样过的。
日前，毕飞宇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
像个孩子
《华夏时报》：在心理学看来，童年非常神圣，托尔斯泰也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那作为一位小说家，童年对你的创作有多大影响？
毕飞宇：我无法量化这个影响，我可以肯定的有一点，那就是我对大自然的敏感，这是我的童年留给我的财富。那时候我们很贫困，在贫困里长大的人对大自然一定是敏感的，否则你没有机会生存。
《华夏时报》：对于一个习惯了虚构思维的小说家而言，此次写作最大难度在哪儿？
毕飞宇：非虚构的前提是诚实，虽然写小说也需要诚实，但是，这两个诚实是有区别的。小说的诚实主要是逻辑上的，非虚构的诚实面对的却是具体的生活。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写作的难度，写作自然有它的难度，可写作自有写作的乐趣，甚至幸福。没人逼着我去写作，我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呢？道理很简单，它有乐趣。我愿意在难度与乐趣之间选择乐趣，这就如同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悲伤，我们也可以微笑。
《华夏时报》：在这本书中，你如何处理视角问题？如何写得“像个孩子”？
毕飞宇：当这本书的策划者、九久读书人的副总编辑陈丰和我约稿，接到写“我们小时候”这个命题作文时，我一度觉得自己写不了。“写的时候你的心里要装着孩子”，陈丰提出了要求。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境，完全不知道怎么在心里装个孩子去写作。打个比方说，让崔永元用鞠萍姐姐的口气去说话，想想都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几乎无从下手。直到后来陈丰发话，“你就看着写吧。”我才开始自由创作。但写到最后发现，其实，心里一直不自觉地装着孩子。
我不怀念乡土
《华夏时报》：很多作家怀念土地，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但你的作品好像并没有“乡土气”，这是什么原因？
毕飞宇：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作家还会对土地有多强烈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生活跟土地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了，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土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几乎没有位置，即使受到批评，我也必须这样说。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再进一步，1949年之后，我们的土地就不再私有，因此，我一直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即使是农民，他对土地的情感也没有那么深厚。我不反对别人对土地抒发情感，但是，我不会那么做。原因很简单，我没有情感。
《华夏时报》：你几乎没有写那个年代的贫困，这是为什么？
毕飞宇：我想我还是写了，只不过没有去强化它。为什么不强化它？我有我的实情。在当时的乡村，比起那些农家的孩子，我的物质条件其实要好一些，让我去强化那样的贫困，我有些困难，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人会觉得我在撒谎。你要知道，贫困、富裕，这样的东西永远是相对的，我们家的问题是政治上受歧视，而不是物质上的，虽然我们的物质很贫乏。
《华夏时报》：你认为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传授的？你也在南京大学教授写作。
毕飞宇：文学当然可以传授、可以教，除了才华，别的都可以。可是，说到才华，做什么事情不需要才华呢，千万不要以为文学的才华很特殊，它只是各种才华中的一种。我历来反对神化一样东西，文学没那么玄，更没有那么神。我在南京大学不上课，南京大学有许多好教授，他们比我教得好，我的任务是创作。
《华夏时报》：你的儿子今年高二，作为一个作家，如何看待当代的教育制度？
毕飞宇：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我是一个作家，对教育有意见，可是，你让我去做，也不一定做得好。教育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一般性的认知。我只是说，面对教育，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教师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责任？有。我就望子成龙，儿子的考试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也不高兴。教育的心平气和来自于每一个父母的心平气和，换句话说，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心平气和。孤立地谈论教育没什么意义，教育在骨子里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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