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的告别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富，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驶向南方的船舶，寻找一生的太平岁月。”

　　事与愿违，至少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往来于上海与基隆的太平轮和“太平岁月”没什么关系：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沉没，近千名乘客与船员被海水吞噬，不到50人生还。直至今日，这艘昔日的东方“铁达尼号”已化为残骸，在舟山白节山海域的水底沉睡了整整六十五年。

　　许多年之后，战争早已停息，太平轮也作为一桩看起来无需特别强调的“事件”留名史上——毕竟，没多少人会在意那一整船的离别。但它从未被彻底遗忘，台湾作家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为这一冰凉事件背后，写下了饱含热度的注脚。而在沉船事发地的舟山，一些当地青年也在共同努力，试图唤醒人们对太平轮的公共记忆。

　　到不了的终点

　　太平轮，这个美好的名字，曾在白先勇笔下成为小说《谪仙记》的题材：小说中的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出事，父母遇难。之后，《谪仙记》还被谢晋导演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如今，一部以《太平轮》命名，由吴宇森执导的电影正在拍摄之中。

　　“吴导演去年与我见了一面，他说他的电影与我的历史纪录不同，他只是拍一个一九四九的爱情故事，故事里有艘船叫太平轮，我也不知道剧情，我只是希望能尊重历史及家属的心愿。”张典婉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对于这艘船的往事，张典婉再熟悉不过。2000年秋天，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去世。1948年12月，司马秀媛和家人一起，乘坐太平轮来到台湾。母亲生前喜欢念叨旧时光，太平轮的名字几乎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我从她的遗物中找到许多老上海的东西，电话簿、记事本、身份证。”张典婉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是一段关于离别的历史。

　　一九四九年，时局动荡，运营初期作为交通船的太平轮，从而变成了一艘真正意义上的逃难船。在并不太平的战乱岁月，它从上海起航开往基隆，再从基隆返航回上海，摆渡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台湾——这个蕞尔小岛，成了彼时人们心中认为的安全之地，但在大迁徙的年代里，“人们在上海码头互相告别，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有人一辈子也渡不过海峡，有人留在对岸再也回不来。那么多人的命运，都因为这艘船而彻底改变。”张典婉写道。

　　就在司马秀媛与家人搭乘太平轮到达基隆一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一片嘈杂之中，此前已航行34次的太平轮准备第35次起程，这意味着，站在甲板上，又有一批乘客将面对欢喜与泪水。他们中有政商名流，国民党要员以及普通百姓。这是年关前最后一班驶向台湾的船。

　　太平轮原定上午起航，后来改到下午两点，但时间已到，船却未动，一批批货物仍源源不断运上了船，其中包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文件1000多箱、《东南日报》社一整套印刷器材、钢材600多吨，以及许多南北货、中药材、账册。

　　船上更多的是人。太平轮卖出的有效船票是508张，但那个年代，秩序从来都不是必需品——有超过千人登上了船。太平轮以及其他早年航行台湾、上海的船舶都有超载的恶行。

　　下午4点半，太平轮终于起航。没人会想到，这艘驶向“四季如春，物产丰富”之地的逃难之船，将迎来更大的灾难。23点45分，在舟山群岛白节山海域，太平轮与一艘载有2700吨煤炭和木材的建元轮相撞。建元轮立即下沉，没过多久，太平轮也开始下沉。乘客先是被告知有惊无险，船员没有做好应急措施，来不及靠岸，未放救生艇。一些乘客尚在睡梦之中，就已葬身海底。那些倾其所有，拼命挤上甲板，企盼太平的人们，只有不到五十人被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以及舟山群岛渔民救起。黑暗冰冷的海水，成为幸与不幸的分割线。一切就像那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除了真实的死亡。

　　后人的海祭

　　作为一桩“事件”，太平轮便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散见于各种史料，但一整船的离别不会灰飞烟灭，而是埋藏在每一个受难家庭的心间。2010年5月25日上午8点，太平轮沉船一甲子后，张典婉召集能够找到的生还者和受难家属，在舟山群岛举行了首次海祭。

　　“在过去的岁月里，除了极少数的岱山、嵊泗两地的老年渔民，舟山人中知道太平轮事件的人并不多。直到那次海祭，才渐渐有舟山的民众开始知道太平轮。”1982年出生在白节山海域附近的嵊泗黄龙岛的余先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作为太平轮事件研究者，读小学时，余先生就听家乡老人讲起过太平轮的传说。“一艘国民党轮船，满载黄金，在白节山岛海域一带沉没，1000余人丧生海底。还有传闻说有人出海捕鱼时捕到了金条玉器之类的宝物，然后埋在山上。”

　　海祭让更多舟山本地人知晓当年的悲剧。那一天，风平浪静，载有26位遇难家属和生还者的船，向事发地驶去。他们之中，有很多白发者是遇难者的儿女。他们将白色的花朵撒入海中，终于在父母离去的地方，说出了那句迟来的“安息”，也让郁积60年的情感得以倾泻。

　　关于纪念遇难者，其实早在1951年，由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就在台湾基隆港立起。但在张典婉看来，直至今日，有关方面对太平轮事件也并不重视，“早年台湾人对太平轮是禁忌，认为有很多疑虑。其实在书出版后，两岸读者反应也多是落在历史中小人物上。国共两党分裂，让很多人有家回不去。如今政治氛围不同，国共两党破冰，回首往事，在政治人物握手言欢时，小人物的生死别离，都不在他们的欢宴名单上。”张典婉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而毫无疑问，在太平轮遇难事发地建立纪念碑，才是所有遇难者家属的共同心愿。“如果两岸都有一座纪念碑可以对望，应是很令后人感激。”张典婉告诉记者。

　　这也同样是余先生等一群舟山人的愿望，他们正努力促成此事。“台湾的遇难者纪念碑没有刻上遇难者的姓名，而且那里现在成为了军事区域，每年的纪念很不方便。”余先生告诉记者，“若要在舟山群岛建立太平轮纪念碑，需要两岸的官方进行协调磋商。还涉及到太平轮遇难者名单的确认，包括对事件性质的认定等。还有纪念碑的设计、岛上选址等等。但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两岸之间的协调，现在舟山行政学院的王文洪教授和舟山籍的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打算在今年2月份举行的舟山市两会上，提出一份关于在舟山群岛建立太平轮事件纪念碑的提案。”

　　张桂英回家之路

　　作为一名普通的舟山青年，关于发生在家乡的太平轮事件，最令余先生动容的，是在岱山长途岛上，年逾古稀的陈远宽老人，一直信守着那个关于太平轮的承诺。

　　“我等你们，等了六十年了。”当陈远宽老人通过报纸上的消息，找到张典婉后，说出了这句话。

　　太平轮沉没后，长途岛附近的村子里就陆续飘来木板和装衣服的箱子。陈远宽的父亲是一位老船长。1949年，过完农历年，家里的鱼都吃完了，大年初二，父亲出海打渔，在海上遇到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呼吸微弱。他与村民一起将她救了上来——对当地打渔者而言，在海上遇见无名尸，一般都会带回来安葬，因为他们希望若有一天自己不幸遇难，也有人用同样温暖的方式送他们回家。

　　她“头发卷卷的”，“穿旗袍，高跟鞋，是城里人”——当地人回忆。身上还有一张写着“张桂英”名字的证件。但不久后，张桂英还是死了，陈远宽的父亲将她与另一具浮尸一起埋在了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立了两座坟。

　　1949年，陈远宽15岁。一年后，父亲过世，临走前，父亲告诉他，要记得寻找张桂英的后人，让她找到回家的路。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已像父亲那般苍老。“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放在心里，可我去哪里找她的家人呢？”回到台湾之后，张典婉找到1949年太平轮的购票名单，里面并没有张桂英的名字，她应是通过其他途径挤上甲板的。这意味着，没人知道她为何告别家乡，没人知道张桂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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