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鲁迅与胡适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1894年，除了失败的甲午战争，还有一件事应被中国人写进历史：汉学家和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生活多年后回到美国，把自己在《字林西报》的专栏集成一本书，它的中文译名有许多种，《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习性》等不一而足，但最通行的是《中国人的气质》。

    这并不是一本让中国人读起来感到愉快的书，即便现在读来，或许仍会让中国人觉得自尊心略微受损。它所记录的是至少120年前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风貌，书中表达的关于中国人气质的观点，在当时便影响了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评价，比如“中国人的做戏、好面子、不讲信用、肮脏”。凡此种种，被称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并进而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国人“国民性”的重要内容。

    如今，世事早已不同，但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仍在继续。在日前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举办的年度文化沙龙中，针对“国民性”这一概念，包括钱理群、何怀宏、熊培云在内的学者，提出了自己谨慎且略有分歧的观点。

鲁迅的终生守望

    在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时，鲁迅是无法绕开的人物。文献证明，鲁迅在日本就读过《中国人的气质》，研究者们相信这本书对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有着深刻影响。而与鲁迅一样，胡适也是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讨论中无法回避的人物。

    而今，当国民性每每被视为影响中国进步的痼疾时，回望鲁迅与胡适对于国民性的分析与批判，就成为了解乃至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手段。而学者们聚首讨论这一议题时，鲁迅与胡适也必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理清这一议题的脉络与主线。

    作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希望解答的一个问题是：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钱理群研究发现，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到1936年，鲁迅去世前，仍念念不忘提出要把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翻译成中文。他希望大家看了明恩溥的分析之后，能够自省，然后自己分析和讨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从他的人生的开始，鲁迅就在探讨理想的人性是什么，而在他去世之前又提出怎样做真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钱理群试图回答，为什么鲁迅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有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的话，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

    钱理群认为，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两种国民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承认鲁迅对国民性有深刻的认识，“比如他的小说《药》、《阿Q正传》等很多作品，”但在他看来，这种批判有夸大之处，“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没有指出应当怎样建设，甚至方向有误。”

    在何怀宏看来，鲁迅是有思想的文学家，而胡适是有思想的学问家，相较而言，学者更重视理性。“虽然鲁迅的才华是超过胡适的，但是这有点像法国的萨特的才华超过阿隆甚至加缪一样，按照我的判断，就是萨特没有阿隆、加缪那么正确。”

    何怀宏认为的国民性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还有一种是中国人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是什么。在何怀宏看来，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钱理群提及的鲁迅的“立人”，都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国民性。描述性的（主要是传统社会而来的）国民性，他列举了五点：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新的国民性是什么呢？何怀宏同样列举五点：独立、合群、权利意识、公德心、责任感。他特别指出，这是综合梁启超等人的研究所提出的，并非自己独创。

    在何怀宏看来，中国的国民性“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我们现在还在得它的所赐”。他所担心的是，这一百多年来，有些好东西消失了，而新的好东西却没有产生。这种担心或许可以解释何怀宏对鲁迅与胡适的不同看法。“我觉得鲁迅可能更多的是对第一种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彻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胡适虽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导后一种国民性，就是符合现代化尤其现代政治的国民性，因此应该说更具建设性。”

国民性的解构

    作为青年学者，南开大学教授熊培云显然对国民性有着不同看法，他甚至觉得这个词本身都会让他不舒服，“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熊培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只想做一个人，而非具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有所谓的国民性，他更愿意用观念来概括。

    关于国民性的表述，熊培云不认为是固有和独特的。他只相信“观念、欲望怎么表达和行动脱离不了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可能会选择做什么事情，但换了文化环境、换了制度环境后，一切又变了，就好像你到美国去会遵守他们的规则，美国人到中国来就开始送礼。“这些跟国民性没有关系。”

    熊培云似乎时刻保持对于某种权力的警惕，他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国民需要改造，到底谁有权力来改造？“胡适当年提出的所谓改造，更多是从自己出发的，就是你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而不是国家把你铸造成器。”

    在熊培云看来，所谓国民性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同一个人的“国民性”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他觉得，在一个时代大变化过程当中，很多人并不愿卷入到它的变革，只是搭车随历史翻到另一页，所以批判中国国民性有问题，或者不能跟上时代进步步伐，其实也是用力过猛。

    无论是否存在国民性，某种意义上，学者们的分歧体现了中国的进步，差异才是多元主义的价值，而多元也正是文明世界的特征之一。当人们能够接受多元，容忍差异，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果存在）或许已经实现了改造。历史最大的相似是人们从未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没有意义，即便不存在国民性这一深层内核，中国人的气质也仍旧存在。在120年之后，世界已经不同，看待中国人的眼光也变得不同，中国人的气质必须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离不开发自内心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