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中国新文学史观的拓荒者

崔命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于上月底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评论家陈思和、王晓明提出并推动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曾提到对审美和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一核心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趣味从所谓“庙堂化”、“广场化”转向民间化、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的视角正是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命题。也正是这一命题，使夏志清还原了一大批在传统文学史中相对边缘的作家的历史地位，其中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更成为了我们今天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阅读及精神滋养的源泉。

真正的文学史的重建者

　　一直以来，夏志清的知名度主要限于学界、评论界，对于普通公众及读者来说，夏志清这个名字不是十分陌生，至少也是相对遥远的，以至于夏志清在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王寅再访时，还谦虚地表示：“我现在名气大了，电话和来信都是要做访问，就是因为你这篇文章。”

　　这种谦虚当然有相当的客气的成分。事实上，随着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在大陆渐次普及并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他们身后的发掘及推动者也逐渐有了认知。许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在其逐渐展开的阅读历程中，慢慢发现，哦，原来沈从文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钱钟书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我们深爱的张爱玲也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一次又一次的惊叹，使我们不得不由衷感慨他的文学眼光与学术判断力。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当时仍旧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运动逐渐有所接触并了解，其中的诸多判断和文字对笔者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看来，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史运动，其核心宗旨和观点，夏志清先生其实早就有过类似表述和阐释，笔者后来也了解到，整个“重写文学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夏志清诸多学术观念和立场的一个延伸与回应。

　　“它（指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评论家旷新年曾这样表示。

　　当然，就规范性而言，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大陆评论家就新文学史给出了更系统的理论描述，但就其历史意义来看，“重写文学史”运动可能还难言超越夏志清，至少，他们还没有在夏志清后重新发掘并推广能比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这样的大家。可以说，夏志清先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与思考趣味，他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史的重建者。

　　“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似乎很好地继承了夏志清的文学标准。张爱玲、沈从文等‘边缘作家’的出土及对‘鲁郭茅巴老曹’经典谱系的重评也明显带有《小说史》的味道……时至今日，除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少数佳作可与《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外，绝大多数文学史都只在文学史的出版数量上作出了贡献，而非在其质量上。”有论者这样感慨。

　　正是由于其卓越的学术建树及文学判断力，其拓荒性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已成为西方了解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必读物。这部作品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则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

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悲观

　　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身为西洋文学专家，而以中国文学扬名，夏志清可谓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而他之所以能相继发掘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包括白先勇等这样一批原本边缘的作家，正是基于他对西方文学基本创作精神与价值标准的深入了解。

　　这样一种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其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某些基本悲观的论断，才更令人瞩目和警醒。

　　“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夏志清这样写道。

　　在夏志清看来，西方小说家普遍有着深刻而浓郁的宗教与道德意识，并有足够的才能和笔力将这种意识贯穿到完全个人化的写作体验中，而这恰恰是中国小说家普遍欠缺的——“索、莎、托、陀（即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透的……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到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志清对于中国文学最悲观的论述莫过于：“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对西方人而言，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一部都没有，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是莫大的悲哀，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当然可以归结为文化弱势等多方面的历史及政治根源，但夏志清上述论及的中国文学自身的缺陷，或许才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

　　经过所谓新时期文学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取得了一些拓荒性的成就，但总体而言依旧乏善可陈，莫言获诺奖不过是创造了文学曾一度繁荣的假象，而夏志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诸多判断和批评，现在看来依旧那么言犹在耳。如何创造一种具有人性及思辨深度、张扬个体自由与生命价值，同时还能触动人心的作品，依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任重道远的使命。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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