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角色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浪潮中，政府应该如何选择进退之机，适时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或放手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由发展，是各级政府官员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但政府在市场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几乎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天宝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惠华女士结合自己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作经验，在《变革：市场中的政府角色》一书中探讨了政府的职责与股东角色的区别，以及如何在道德风险和市场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很具有借鉴意义。

　　多数人幸福与少数人利益

　　目前除了担任天宝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怡和合发集团非执行董事，陈惠华还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顾问、安永全球咨询委员会非执行代表，她曾担任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也曾任职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公司总经理，具有多年政府工作和私人企业工作经验，日前她的新书《变革：市场中的政府角色》中文版出版，她到北京与部分企业家分享了她的写作过程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陈惠华说她之所以要写作这本书，是因为在这三十多年间，她不仅涉足过私营企业，而且也投身过政府投资机构的转型工作，也曾帮助过政府关联企业制定企业战略。尤其是在新加坡政府任职期间，可以说是既审查企业扶持政策，又监督国家在私营企业的投资，在她看来这如同一个轮回，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让她感受最深的是政府在市场中的行为，这也是备受质疑和争议的地方，各国都一样。

　　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政府参与企业是否可取？陈惠华认为自由市场商人可能会宣称，政府的任何参与在本质上都具有破坏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而另一方面，身处奋争力强或者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则会慨叹缺乏公共资金、缺乏关注呵护，以致步步羁绊，她觉得介于两者之间，政府应围绕着配置重要战略资源和提供必需的服务而展开，那么一旦参与资金投入，是不是政府的监管角色就变成了股东角色，这些也是在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因为股东角色就要求绩效而往往不会对公众负责。陈惠华认为这就取决于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毕竟政府扮演着服务公众的作用，这就决定着它的角色定位。

　　监管中的消极作用

　　政府在市场中承担着多个角色，这就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它既是监管者、企业促进者，同时又是资本提供者，这就容易出现角色的区分模糊，也给公众造成疑惑。陈惠华认为，在许多国家，逐步出现的人口和社会经济趋势，正在开始对政府如何参与提供衣食住行产生影响。而在中国却出现了消极作用，尤其是涉及到住房、学龄前教育、公共交通等领域，政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无论历史和政治体系如何，住房政策总是所有城市经济的中心，因为通常公民会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住所方面。低利率产生的房价螺旋式上升，外加热钱涌至亚洲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如果不予谨慎处理，可能会潜在地演变为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陈惠华说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新加坡都面临这一问题，显然政府也动用了各种手段，希望能遏制和减缓这一压力，但他们又害怕过多打压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这就会给政府政策和执行带来难题。

　　相对来说，她认为新加坡的政策是及时有效的，那就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引入了多层建筑的概念，其中90%的家庭都对自己的住所拥有所有权，这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

　　她认为中国内地的背景却有所不同。1998年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住房市场商品化和房屋所有权私有化。改革部分原因是消费疲软、失业率上升，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人民币贬值，其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刺激中国经济，结果商品房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由于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增长，这也加剧了中国住房市场不平等的现象。由于价格飙升，越来越多的穷人买不起房子，这就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抱怨。

　　“政策本意都是好的，但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干预的价值变得惹人怀疑。”2010年，因增长幅度太过惊人，政府被迫采取行动，不久中国一些城市出现了限购，此后政府又在公共住房方面加大了力度，以应对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和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的诉求，但结果这些公共项目因缺少制度监督很少惠及到低收入人群反而成了腐败的温床，另外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在发展公共住房方面缺乏适当的动机和激励，最后也就会不了了之。

　　在陈惠华看来，鉴于公共住房是种必需品，而且公众期望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提供公众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政府就不应该推卸责任，而不是完全让市场力量来解决。但如果干预不当，它也可能助长房价，如同中国现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陈惠华认为此间蕴含的道德风险，在于很难精准地确定政府需要干预到何种程度。因为通常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就越可能进一步扰乱市场力量。

　　学龄前教育困境

　　与住房同样棘手的另一个挑战，在陈惠华看来是政府参与儿童保育或者学龄前教育。在这个领域，诸多力量发挥着影响作用：规模更小的家庭日益增多，参加工作的母亲日益增多，财富日益增长，追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状态的希望日益强烈。所有这些组合交织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显著的需求。而目前中国在儿童保育或者学龄前教育方面是缺失的，中国的义务教育是不包括学龄前儿童的，这不仅造成了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困难，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陈惠华认为，倘若因为儿童保育的服务支持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就拒绝了女性在经济上的贡献。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家庭支持，也会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一种不健康的生育趋势，这种生育现象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员结构，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那么，在市场中的政府是敌是友？陈惠华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给出的答案是：因时因势而定。她结合自己多年担任政府关联公司管理人员的经验，认为政府总是抱着高尚的意图踏上参与企业之路，在推动新兴行业、解决市场失灵或者仅仅是满足基本的公共需求方面，即便不能承担首要角色，也要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政府会在企业中长时间的存在，这恰恰伤害了那些本想促进发展的企业。

　　而中国目前在公共必需品、住房、教育、医保方面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服务，这就牵涉到政府在市场中如何行事的问题。

　　陈惠华在书中结合了新加坡这一城市型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内部制定过程，介绍了新加坡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些都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即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不仅仅是是否应当参与企业，而是一个关心企业、关心大众利益的政府如何行事，如何发挥它的积极影响力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资金和资源的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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