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跃文
继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又一本著作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而“洛阳纸贵”。在近期一篇名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中，一个细节吸引了外界关注：2007年底，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即将上调中央，在向同僚们告别时，他推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当年出版的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不同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性，小说《大清相国》有着通俗小说特有的可读性。它讲述了清代官员陈廷敬入仕53年，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在官场道德和行为上的艰难选择。陈廷敬历任康熙帝师，工、吏、户、刑四部尚书，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最后老死相位。
事实上，即便处在清廷剧“泛滥”的环境下，陈廷敬也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大约在2004年，作家王跃文去山西阳城旅行，参观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对其经历颇为好奇。康熙曾用八个字点评陈廷敬：“宽大老成，几近完人。”这是个值得玩味的评价，尤其是出自一位皇帝之口。“康熙朝名臣辈出，那时官场关系复杂，几乎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为何唯陈廷敬为官善始善终？”带着如此疑问，王跃文查阅了大量史料，试图一探究竟。
小说结尾，陈廷敬将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为“等忍稳狠隐”五个字。
每一次高层领导人荐书，几乎都避免不了对“背后深意”的揣测，但在王跃文看来，《大清相国》并没有影射当下的意思。“有没有当代意义，是小说通过读者阅读自然产生的。”王跃文告诉本报记者。而对于那些更愿把他的书当做“官场教材”的读者，王跃文则直言：“如果当下官员真照着陈廷敬这个‘教材’来学，老百姓会喊他万岁。”
日前，王跃文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采访。
“政治文化小说”
《华夏时报》：你个人怎么看这次《大清相国》的走红？事实上在此之前它已经算是一本“长销书”了。
王跃文：《大清相国》此前已发行40多万册了，一直持续长销。书受读者欢迎，作者是最感欣慰的。但是，书好卖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好卖的书未必是好书。作家必须有这个自省。我从来没有因自己的书好销而飘飘然，尽量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作家才是我的目标。
这次《大清相国》再度畅销，无疑同国家领导人推荐有关。领导干部自己喜欢读书，又把自己读了感觉好的书讲出来，这是值得赞赏的。中国人口众多，但从读书界对畅销书的界定来看，读书风尚还需要大力培养。有报道显示，文学书发行三万册就算畅销书，这同中国人口总量是极不相称的。
《华夏时报》：你更愿意把你的小说称为“政治文化小说”，请问你如何给这个词定义？
王跃文：“官场小说”也好，“政治文化小说”也好，或其他说法的小说也好，都是评论家和媒体的说法，我自己拒绝任何标签。媒体报道的资料，特别是网络上的资料往往是不准确的。百度百科关于我的个人资料，很令人莫名其妙。有次在一个地方签名售书，书店反复播放关于我的介绍，我越听越觉得是在说别人。作家需要足够的丰富和宽广，一个宽广和丰富的作家，他可能涉及到很广阔的题材范围，如果贴标签的话，他的脸上会贴成一堵广告墙。
当代意义是读者给的
《华夏时报》：某种意义上，陈廷敬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员典范，这样的典范有什么当代意义吗？
王跃文：我写作《大清相国》的最初动机是因为景仰这位古人，这部小说是向前辈先贤致敬的。有没有当代意义，那是小说通过读者阅读自然产生的。小说文本是自外于作家的独立存在，作家离开作品的任何解释都没有意义。作家误读自己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作家如果先验地设定要给当代人以启示意义，这种写作动机是很幼稚和危险的。作家自命高明要给读者做导师，这种态度是极其可笑的，我深不以为然。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陈廷敬的形象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的公职人员？
王跃文：陈廷敬学养深厚，品行端方，才能卓越，清廉自守，不谀不阿。他驰骋官场五十年平稳致仕，归于林泉仍被召回入阁视事。晚年时，康熙皇帝称赞他“卿为耆旧，可称完人”,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流变演进，为人做官的基本道理是亘古不变的。《清史稿》中对陈廷敬的评价，用了“清勤”二字，他身上那种清正廉洁、勤勉实干的品格，足可为后世法。
《华夏时报》：民众对当下官场环境一个官员能否从善如流保持怀疑，你怎么看？
王跃文：现代政治治理的根本措施当然是靠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是有普世共识的；但是，这同官员道德自律并不矛盾。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就可以放弃官员道德建设，放弃清风正气的养成，这是不可想象的。
《华夏时报》：在有些人看来，《大清相国》似乎是在揭示陈廷敬“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你担心官员们把它当成“教材”照着学吗？
王跃文：持这种认识的人，要么就是没有读过《大清相国》，要么就是没有读懂这本书。如果当下官员真照着陈廷敬这个“教材”来学，老百姓会喊他万岁。陈廷敬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有时候不得不迂回，不得不隐忍，不得不迁就，但他始终想把事情做好，始终坚持自己的是非底线。举个例子吧，他去山东查富伦弄虚作假、盗卖义粮、贪污腐败的案件，知道富伦是康熙皇帝奶妈的儿子，且同皇帝是自小的玩伴，便想直接参他是参不倒的。但山东该处理的事情必须尽快处理，才能救民于水火。于是，他先不参富伦，而是先抓了同样有罪的幕僚，让富伦自己把做错的事弥补过来。这是那种特殊环境之下的政治智慧，而绝不是姑息养奸、明哲保身。他如果硬参富伦，则结果就是了无止境地参来参去，而山东该办的事情一件也办不好，受苦的是老百姓。
官场对人性的“伤害”
《华夏时报》：有评论者认为，《大清相国》好像并未完全写出官场对人性的“伤害”，你怎么看？
王跃文：我把古代官场对人性的伤害写得够透彻的了。清代政治高压、吏治腐败、作假成风，小说里都有生动具体的描述。那种政治环境下，陈廷敬要抵御残酷的政治斗争，出淤泥而不染，非常的不容易。陈廷敬晚年有首诗写道：“平生未解巧如簧，牙齿空然粲两行。善病终当留舌在，多愁应不及唇亡。相逢已守金人戒，独坐谁怜玉尘妨。身老得闲差自慰，雪梅烟竹依残阳。”他这首诗虽是以自己牙痛作自嘲和调侃，实则是表明自己从不巧舌如簧，坚持刚正公直。“善病终当留舌在”一句，何尝不是说自己历经官场坎坷，还能留住自己正直的舌头？
《华夏时报》：你个人有17年的官场经历，这对你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伤害”吗?
王跃文：依佛的说法，凡经过的都是我应受的苦。我是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人，当年在官场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受到伤害。因为我既不会羡慕别人的飞黄腾达，也不会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更不会学着别人去蝇营狗苟。我当时有句所谓“名言”，过去的老同事至今还经常提及。我说：你们是在当官，我是在就业。我是本着就业的心理在官场里干着，尽着本分做自己的事情。当然，现在回过头去想，那些经历都是我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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