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黄金时代”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1895年，人类第一部电影在法国诞生。第二年，这种新奇的光影艺术便漂洋过海，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中国，在上海首次放映。“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当时国人如此形容这个玄妙的舶来品。

    在新近出版的《影艺的政治》一书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这样写道：“在近代中国颇为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背景之下，电影产业的发展与其他现代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相比，却是比较顺风顺水，难得地保持了基本向上的势头。”

    某种意义上，民国——或者民国的某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而与电影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电影检查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对道德题材的密切关注，对武侠神怪片的严厉打压，对国外“辱华”影片的高度敏感，都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

黄金时代

    电影来到中国后，迅速引起了国人的兴趣和商人的注意，在十余年时间里，中国一些大城市已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电影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上海则成为了“东方好莱坞”。“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这个时候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这些在豪华戏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报纸广告以及街头随处可见的巨大电影广告牌，为上海平添了无限的‘现代’‘西化’气息。”学者李孝悌曾如此写道1930年代的上海。

    另一方面，国产电影也出现井喷之势。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左衡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民国电影创作的自由度较高，既有通俗甚至低俗媚俗的商业片，也有精致认真的文艺剧情片，还有激进批判的左翼电影，形成了一个较好的产品链。另外，民国还出现了一些相对成熟、规模大、专业化的电影企业，从早期的明星、天一、联华，到后来的昆仑、文华等。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成熟而专业的电影企业是保证国产片市场号召力的关键，影星、名导等资源只有在这样的企业机制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汪朝光则从另一角度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如何理解‘黄金时期’可能见仁见智。若单就电影的观众人数论，1979年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观众人次最多的一年，将近300亿人次，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内这都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数字……或许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看法也不同。1926年中国电影的产量已经超过百部，而且大体维持在这个数字连续几年，如果从市场需求与观众观影的角度观察，似应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影片以武侠神怪片为主，学界评价一向不高，更不会称其为‘黄金时期’了。其实，对于这个时期的影片，因为拷贝留存有限，绝大多数人现在都未实际看过，论其‘好’与‘坏’，有时也是沿袭了过往的看法，也有点主观性。”

    无论怎样，电影，这项用光影艺术迎合了人类对故事喜好本能的发明，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但经过了刚开始的萌芽起步阶段，“各国的电影经营模式、发展道路和身份定位等不同，决定了未来长途奔跑中的速度和方向。现在的世界电影格局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分化、七八十年代初显、冷战后加快、21世纪初定型的。只要回头看看各个年代世界不同国家电影人的代表作品，想一想市场的反应，就能知道今天国产片和世界电影的差距是怎么拉开的。”左衡说。

市场化

    谈及民国时期的电影工业，绕不开其市场化。很多人认为，相较今日，民国电影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化的前提是，由市场主导、调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由市场反应来评判商品的品质。据此来看，中国电影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时期，无疑是三四十年代。其中1945-1949年间，中国电影企业和市场战后归来，电影理念更加成熟、自觉，电影创作热情高涨，很快组建了新的电影企业，民国政府虽然还是很想管控，但自顾不暇，于是给了电影人、电影企业相对自由的空间，也形成了市场的主导地位。30、40年代之前，电影行业的规模太小，还达不到市场化的层级；1949年后，电影是宣传事业，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也无所谓市场化。”左衡告诉记者，“从大的电影史角度看，民国电影工业在1949后，特别是国有化改造后，就完全消失了，也就不可能像美国电影工业一样，延续、发展到今天。”

    “如果就市场谈市场，可能民国时期电影市场化程度更高，但若论电影产量、观众人数等绝对数量，民国时期仍不及后来，而且它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大城市，也因为当时缺乏其他更能影响到大众的娱乐方式，造成电影业一枝独秀。”汪朝光说。

检查制度

    电影在大众层面引发的反响，也催生了电影检查制度的推进。

    1931年2月25日，“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6月16日开始检查影片。半年内，电检会为国产片换发准演执照360部，检查新片282部，发给出口执照111部，为外国进口片换执照531部，检查新片1023部，共计2307部，平均一天审片10部以上，堪称高效。

    电检会的检查标准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汪朝光在《影艺的政治》中写道：“其一是对国民党遵从的意识形态的重视与维护。《电检法》明确将‘违反三民主义’列为一大项。国民党自始即重视电影检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效用，其实施行电检的最重要原因。电检标准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迷信邪说的关注，这是各国电检标准所没有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而民间迷信传说却颇为流行，此种民间迷信如果不加控制，亦可能在某种时机下成为当局者的祸患。”

    此外，另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国人对美国所谓“辱华影片”的高度敏感。“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发展有更为久远的影响，这些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中国阴谋家’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形象，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鸦片、吐痰等描写……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汪朝光写道。

    写作《影艺的政治》序言时，正值影片《被解救的姜戈》在中国的公映被叫停。“所谓以史为鉴，或许我们可以从过往的历史中，对认识和理解当下的现实有所参照。”汪朝光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电影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于，充分尊重市场的需求和艺术的表现，充分尊重观众的需求和艺术家的创造。电影是高度依赖受众的产业，也是高度依赖艺术家创造力的艺术形式。有了市场和观众，才能有电影的投资和制作，尊重艺术家的创造力，才能发挥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性，而适应市场需求、具有高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电影制作，又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入影院，从而形成生产、创作和消费间的良性循环和互动，最终形成为成熟的电影产业。”

对话

民国时期的好莱坞电影

    《华夏时报》：1926年中国进口的450部影片中，美片已蹿升至90%，影星胡蝶后来到欧洲游历时感概“美国的片子，到中国来的算最快。我到欧洲各处，各影院所映的所有美国新片，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时早已看过的”。这是什么原因？

    汪朝光：早先进入中国的多为欧洲尤其是法国影片，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电影工业大受影响，此时正值美国电影工业大发展，迅速填补了世界各国电影市场的空缺，而且美国电影的大场面、明星制、故事性及其有力的推销手段，确实适应电影这门特殊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大体从一战开始，美国电影便逐步确立了其全球霸主地位。在中国，当时的都市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对于外国影片的进口也没有太多的管制，美国电影的推销又非常有力，因此，美国电影大规模进入中国也在情理之中。至于美国影片在中国放映的时间是否早于欧洲，则未可一概而论。一方面是欧洲自己的电影工业比较发达，可能影响到美国电影的进口，另一方面，胡蝶游历所观察到的电影市场其实有限，而且个人回忆也可能有偏差。

    《华夏时报》：与民国电影相比，当今国产片在与好莱坞的“对抗”中似乎没什么优势，这是什么原因？

    汪朝光：如何看待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是值得从多方面讨论的问题。民国时期，国产片与好莱坞电影的对抗也是有得有失，总体而言，国产电影在中小城市更有影响，这与当下的情况也有一定相似性。而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诸如文化的差异、消费力不高、检查的阻碍，等等，或者消失于无形，或者影响度大大降低，从而为美国电影的全球化扩张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因此，国产片相比好莱坞电影的一定劣势，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值得全球电影人共同应对的普遍性问题。

    《华夏时报》：一般看来，民国电影似乎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这是为什么？

    汪朝光：电影在早期发展中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确实不大，这与电影的特性可能有关系。电影很难由个人制作，而更讲求集体投入（公司制），需要市场回报，特别依赖于观众，而观众看电影更多的在于娱乐，未必那么在意深沉的思考，所以世界各国的电影大都以商业片为主。而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自由、独立表达，等等，未必那么适合于电影的特性。不过，1930年代以后的电影还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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