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企业，就抓住了经济的本质

苏小和

    民间一直有声音期待国有企业放弃垄断，放弃管制，认为只要国有企业这一块没有本质性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就很遥远。

    这样的情绪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国有企业多年以来形成的商业模式，已经对市场的分工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太多潜在的资本无法被卷入到市场交换过程中，国有企业表面赢取的不是创新成果，而是对市场可见效率的一种垄断性瓜分。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难题，国企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官僚阻力可谓巨大。任何一步到位式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一种市场价值观层面的改革，如果人们关于市场的价值谱系没有构成，改革就会遭遇抵制与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出台的《决定》，在事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命题上，谋求的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改革，即放弃尖锐的意识形态之争，试图沿着技术管理的层面提出新的谋略。站在这样的问题意识高度，我们能够看到《决定》里非常有方法论含金量的一句陈述：“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这里的关键词，是资本，或者是投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从管市场、管管理、管人才转型为管资本。换句话说，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从今以后要从市场竞争、商业模式、企业家队伍等事关市场具体事务的领域放权，向后退，退到资本的层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将以资本为主要工具，来参与市场。

    这是一个怎样的转型呢？按照已有的商业模式来看，这样的政策转型，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传统的企业业务交给市场自由竞争，国有企业的管理主体，逐渐转型为人们并不太熟悉但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非常成熟的大投行模式。

    如果这样的转型得以实现，至少有三方面的效应。一，政府再一次放权，市场的自由竞争的力度会加大；二，随着放权的到位，市场会得到政府的让利效应，即改革红利会出现；三，国有企业的转型可能会吸收国际经验，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国际商业模式。

    这让我们想起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事实上，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内，企业改革的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为企业既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业，就意味着抓住了经济的本质。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不过在195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态势，却是企业的严重亏损与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

　　  资料显示，1956年—1977年，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9.2倍，但与此不相适应的事实，却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只有5.5倍，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只增长了2.5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几乎呈现直线下降的态势，这导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一直直线走低，一五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二五计划期间为0.2%，1963—1965年是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年，财政收入增长率有所上升，达到了14.7%，而接下来的三五计划期间，马上降低到了7%，四五计划期间继续下降，仅为4.2%。到1974—1976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呈现严重的负增长，是仅次于大跃进的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因此中央后来的文件指出，到这个时候，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惊心动魄的数据，说明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发展的陈旧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必须要针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而改革最有效果的措施，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真正实现对企业的放权让利。

    当然，1978年改革初始，高层管理者能够意识到对企业放权让利事关经济全局，并不是空穴来风。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1961年就多次撰文，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利、责任，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才是整个经济问题的核心。企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整个经济就会持续低迷。因此，孙冶方一度强烈建议，应该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或者说，必须要向企业放权让利。可惜这样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常识性建议很快遭到了批判，好在文革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重新认识到了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价值，一致认为，应该重新启动针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工作，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的活力，并把这一点当做经济改革的中心工作。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正是“给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李先念提到了“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名言。他强调，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企业当做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做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李先念的改革理念在这个时候非常清晰，必须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要找到一条出路，放权让利，走出行政性分权的老套路。这也是中央和国务院的经济改革思路。1979年，《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79年年初，李先念找到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要求国家经委必须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由此，经委政策研究室展开了地方的企业调查，提出了针对企业扩权的十条意见，并提交到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得到了会议的通过。　　

    梳理这些鲜活的历史材料，能发现历史的经验，也能发现历史的遗憾。35年之后，新任总理李克强再次把政府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切口，可谓意义众多。一，兴起于80年代的政府放权让利改革，虽然历经35年，但远远没有完成；二，抓住以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重点，如能真正做到实处，不仅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能获取改革红利；三，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经验，也是任务，个中的艰难、困惑、方略，历史里有答案、有步骤，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事实上不需要豪迈的口号，不要夸张的表情，重新回到1980年代，重新在停止的历史里拓展历史，这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效应。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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