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寻找妥协的变革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说：“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在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作家吴晓波选择了最后一种。
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科斯，曾把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极佳案例。不过吴晓波似乎并不这么看，他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提出这样两个结论：“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吴晓波所谓的“闭环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一来势必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
现在的吴晓波把自己归为了“保守派”，在他看来，中国的未来或许是一条更“窄”的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宪政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大家应该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这个国家一起走完这一段走向自由化的市场化道路。”
日前，吴晓波就《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
“大一统”的国民性
《华夏时报》：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你以大一统为本书逻辑起点，可否简要说明形成“统一文化”的原因？
吴晓波：要说明“统一文化”的形成原因，必须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上来。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被呼唤来的，因为在农耕文明甚至工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分裂必然伴随着战乱，争夺土地和人口。比如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杀戮太厉害了，老百姓很害怕分裂，呼唤统一。中国这个地方也不太适合分裂，人口集中地就是三大流域，从地理上来讲有统一的便利性。外面打进来也不容易，东南西北都很难，稍微薄弱的是北面。加之语言上的统一，习俗习惯上的统一，造就了民族的认同，这些都从文化、地理方面为统一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一个就是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中央集团统治。公元前360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而秦灭六国，集权统治的强国优势得到验证，商鞅的治国思想因而成了中国统治治理的基本内核。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汉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集权统治的四大基本制度已经达成，这四个制度是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基础。之后经历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之后，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没有出现过长期分裂。可以说，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的日臻完善，中央集权统治历经千年的延续，也造就了中国“统一文化”的形成。
《华夏时报》：你如何理解“国民性”这个词？
吴晓波：国民性是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统一文化”就可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国民性”，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有着天然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追求。所以我认为，所谓国民性，就中国而言，是我们中华文明在经历千年延续之后，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深植于我们的传统和认知之中，不可剥离。
《华夏时报》：我们可否理解为政经不够协调只是短暂现象？
吴晓波：对，它只可能是短暂现象，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政治向左”会管制加大，首先是思想管制，然后是资源的管制和行政手段的管制。但“经济向右”一定是自由化，要求市场化、自由化、法治化，这两者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一个天然的大的冲突性。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还是需要妥协：在中央集权和自由市场改革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对民间有敬畏，民间对政府执政的正当性有认同。现在很多问题都是不妥协造成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最关键是需要一个可行的方法论，我们最担心的是它陷入一个情绪性的对抗，这是对大家都不利的一个状况，一旦出现，可能改革动作都会变形，那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就会被扰乱掉。
企业家开始有了
阶层意识
《华夏时报》：在当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冲突最敏感的领域在哪里？
吴晓波：在金融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决战之地，就在金融业。中国政府对金融业进行国营化管制是国民党人的发明，自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国有资本就全面“接管”了银行业，国民党迁台后仍然维持这一“国策”，到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前后，国营资本在台湾银行业中的比例仍高达79.9%，后来由管制而开放，历经两次“金改”，终于将金融业还给了民间。因此，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
自1993年后，中国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遭到强势性打压，而国有银行无论在经济成长期还是在萧条期都能够利用政策手段获得惊人的暴利，民间对其的愤怒已难以遏制，到2011年，终于在东阳吴英案中得到宣泄。“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已成非常响亮的呼声。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选择浙江温州、深圳前海等地开展金融创新试点，试图在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领域得到突破，这些改革仍然体现出中央放权、地方主导、民间参与的中国式改革特征。随着金融管制的壁垒被次第打破，民营银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再度归来应是可以期待。
《华夏时报》：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已经普遍认同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了吗？
吴晓波：普遍认同还很难说，但有相当一批企业家已经有了阶层意识，不再视自己为寄生阶层，不再自卑，愿意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
在很长的历史上，中国企业家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一个挺大的悲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有钱人，但有钱人从来没有自我的阶级意识，用费正清的话说，中国人经商有了钱后，最大理想是我儿子不再是商人，我要拿出钱让我的孩子参加科举，当官，或者干脆找一个当官的人来帮助我，他们觉得作为商人是一件挺耻辱的事情。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洋务运动以后一百多年，企业家的主动性是很强的，而且起了关键性作用，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东南互保”事件，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地的独立事件等，都得到了商会支持。包括上海、广东、天津、武汉、宁波等商埠城市的崛起，工商阶层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1949年以后，整个阶层都被消灭掉了。
1978年以后，一直到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前15年，中国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1993年大邱庄事件对于第一波乡镇企业家的吓阻作用是很强的，这拨人就不太敢讲话了。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中国企业家第二次出现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那时候企业家处在国退民进的高潮期，民营资本的能力不断加强，WTO又释放了一个融入全球化的信号。但是到了2004年铁本事件又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吓阻。到了2008年的4万亿计划，96%的信贷给了国有企业，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最大的投资利好跟民营企业没关系。于是变成了现在的消极，民营企业家大规模移民就是从2009年开始的。
不过这些年来，企业家表达政治的热情和欲望的能力在不断加大，这些能力的加大，其实在民间就形成了一股有资本做支持的在野力量。企业家的力量一定是代表自由的，会对控制者产生大的冲撞。这种冲撞比一般的普通民众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要更加强烈，因为它有资本在做支撑。有资本的声音是最恐怖的。
渐进式改革
《华夏时报》：如何看待充满情绪性的言论？
吴晓波：我认为这些都是无助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当前的中国不存在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大改革的客观条件在今天没有成熟，所有未来的改革将在拉锯、消耗和发展中进行，改革将在不同的领域相继展开，其进度及“不进度”仍是不确定的。当今的中国，既需要“呐喊派”，更需要“方案派”，同时需要一个理性讨论的公共空间。
《华夏时报》：民众该以怎样的心态期待你所说的“基因突变”？毕竟那看起来十分遥远。
吴晓波：确实很遥远，“基因突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认为到现在，彻底解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时间点都没有到。我认为解决中国政治改革体制问题可能需要一个前提——中国变成一个中产阶层非常庞大的社会以后。当中国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后，解决我们所期待的政治体制问题可能会容易一点。如果一个国家是个哑铃型社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难的，因为政府非常轻易地用三个字就把所有反对力量瓦解掉，就是“均贫富”。
我在书中也谈到“基因突变”需要一些社会新力量的诞生，它是中国两千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力量，我写了四个力量：第一是互联网的力量，它把信息打平了；第二是NGO的力量；第三是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力量；第四是独立的企业家阶层的力量。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新力量能保持独立的姿态和自由的精神，能把这个国家的改革继续往前推进。但在目前，我认为民众对未来改革的艰难性要有一个清醒认识，大家应该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这个国家一起走完这一段走向自由化的市场化道路。
美国人非常幸运的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候，那一批联邦党人是一群高智商的、吸取了英法暴力革命教训的立宪主义分子，他们为美国一开始就设立了很好的国家治理基础，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磨合，所以美国整个联邦制度非常适合。而且联邦制度比较适合治理像美国、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大疆域人口广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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