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更公平创富的中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新的改革号角吹响，举国上下群情振奋。

    在笔者看来，此次改革方案特别强调了激发社会活力，从而让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能够落到实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此点特别令人感奋。

    公报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也与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的“要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的说法相呼应。

    民富则国强，一个拥有持续创富能力的社会才能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是“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公平进入市场的权利。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其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知识）进步等因素。这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模型，用它来解释各国长时段增长表现以及未来增长潜力的异同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些因素的良性组合取决于制度背景和政策设计的质量，不会自动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如果有任何一方不能有效进入市场，则良性组合就难以实现。

    近年来包括“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尤金·奥尼尔在内的投行经济学家在分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的差异时，一个主要的论述逻辑就是发达国家面临老龄化、低储蓄率，而新兴经济体坐拥人口红利与高储蓄率。

    这种分析框架一方面过于低估了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过于高估了新兴经济体资本和劳动“自由进场”并有效结合的能力。

    美国在页岩气、云计算和3D打印等领域的突破表明，发达经济体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能力不可小觑，随着美国依靠非传统能源从能源消费国变为出口国，以及通过云计算等技术平台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比例，未来“双逆差”的局面有可能逆转，投资率上升的潜力也不可小觑。

    而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来说，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与资本从来不会自动叠加，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需要跨过一系列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安排；而对另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随着资本劳动比的提升，资本回报率下滑的趋势渐趋明显，如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加增长动能挑战日益严峻。以印度为例，由于拥有较大规模的适龄劳动人口，而被认为比中国拥有更高的长期增长潜力。然而其劳动力要么受阻于种姓制度和依附型地主-佃农生产关系，要么受限于大规模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匮乏，而迟迟难以大规模“进场”，进而令其IT部门的领先技术难以充分发挥外溢效应，而更多通过服务外包领域进行体外循环。

    非洲地区已不是第一次面临增长前景。政局动荡，缺乏稳定投资环境，令一些非洲国家长期无法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人口的增长只能导致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下滑。而那些实现政治稳定，并在上一轮全球化高潮期收获大宗商品收入的国家而言，如何将此收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投入，推进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围绕采矿和轻工业展开前向后向经济联系，推动全链条生产要素的进场和耦合型技术升级，而不重蹈上世纪50年代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覆辙，仍是一个重大挑战。

    上述情形的差别也可以用《暴力与社会秩序》的三位作者诺思、瓦利斯和温格斯特所提出的“开放进入秩序”与“限制进入秩序”的概念框架来加以解释。

    在诺思等学者看来，那些拥有“开放进入秩序”的社会能够容纳和促进创新，也因此能够更好地创富，因为竞争是创新的前提，而在一个“开放进入秩序”中，由于众多大型、复杂和组织良好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以至于不论在任何政治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人们均能有效竞争：开放进入以及有权力组建复杂的经济组织，是实现创造性毁灭以及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的前提条件。

    在与之相反的“限制进入秩序”社会中，政府是经济生活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国家通过设定受限制的进入而创造经济租，而这些租金又被社会的精英阶层用以支撑现存政治制度和维系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以排他性、特权和租金创造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秩序中，竞争是不充分或受限制的，可持续的创新和创富也就无从谈起。

    除了横向比较以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轨迹也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者“进场”及互动的角度来重新考查改革开放史，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产权明晰后的产出提高，更体现在人口自由流动进入市场的可能。前者有利于乡镇企业初始投资的完成，国民经济整体资本积累的提高，后者则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一部分“离土不离乡”投身乡镇企业，一部分则以低福利合同工的身份受雇于国有企业，同时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二者的资本回报率。

    而从技术“进场”这个维度看，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更多受益于“星期日工程师”，即国营大厂技术骨干周末“指导”的技术外溢效应，而珠三角则更多受惠于来自于香港的投资和订单分包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这一轮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进场和良性互动为此后入世红利的吸纳和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面临老龄化挑战的中国经济动能重塑的关键在于通过金融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盘活农村土地等各种要素进场，从而全方位提高整体资本回报率，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此次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此外，公报还特别强调指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中外的横向及纵向比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上述目标的进一步落实，中国经济的创新及更公平创富的环境和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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