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所以需要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基层的创新的支持之下进行由上到下的规划，并监督这个规划的执行。

　　还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

　　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

　　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在上海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

　　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

　　是中国改革路线图的核心

　　中国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具体有三项措施：第一，价格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

　　在一些重点领域，例如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应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同时调整执行过程。

　　当前的体制存在三个短板，即市场没有完全形成；产权仍是模糊、不清晰的；缺乏竞争。对于前两个短板，大家有共识，但对于第三点，人们往往忽视了竞争是市场的灵魂。我个人认为，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企业家不要去寻求特殊的政策优惠，而应当努力争取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的建立。“任何在权力之下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决不是市场交易。”要完善我国的市场体系就应当着力地进行以下一些改革：一是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二是放开各类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三是要明晰市场的竞争规则；第四，反对垄断，强化竞争；第五则是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加强合规性监管。

　　下一步改革必须厘清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种过渡性体制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呢？换句话说，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

　　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倒退是绝无出路的。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因为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但是，应该认识到，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执政力量的领导下进行的，原有的政府机构是干预权力过分巨大而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全能政府”，其本身与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危险，即改革的决心和意志被旧体制的习惯势力所软化，过分迁就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本来可以推进改革的时候迟疑不决。更为严重的是，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所以，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上述观点摘选自公开资料

　　本报记者岳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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