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希我：我写的是“逃亡”
摘要：“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国家金蝉脱壳吗？”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移民》中，作家陈希我提出这样的疑问。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国家金蝉脱壳吗？”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移民》中，作家陈希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也用笔下人物的命运做出了回答。这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故事。
不满与不安，让移民成为不少中国人饭桌上的谈资。民间这样戏谑，每一条社会新闻都是免费的移民广告。小说《移民》正是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第三波移民潮”上。
第三波移民潮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一波移民潮和九十年代的第二波移民潮，正在上演的所谓“第三波移民潮”始于中上经济阶层。去年《经济学人》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有超过100万的千万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但大陆似乎并不是他们热衷的土地。根据胡润的报告，有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正准备离开。另有数据显示，中产阶层也紧随其后，正逐渐成为移民的主力军。
“我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同胞中，有各种移民的。中国人就是死活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中国的土地上，非但没钱人跑，有钱人也跑。非但不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跑，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也在跑。中国人从中国赚钱，却是为了付他国的‘买路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奇观，是一种颇为怪异的现象。”陈希我说。
陈希我也曾与国外有过亲密接触。
1989年，26岁的陈希我在国内混不下去，借高利贷赴日留学。在异乡，为了维持学习和生活的花销，陈希我找到了一早一晚两份工作，早上到市场卸货，晚上放学后去夜总会打工。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是在几乎不懂日语的情况下拥抱日本的。我只知道那是国外，那是文明，那是现代化，我已经走到世界了，已经跟中国切割……”
但没去过北京却先去了东京的陈希我又感到不适，用他自己话说“找不着北”，“祖国是你抹不去的胎记，甚至是换不掉的血型。纵使百般挣脱，你依然‘被’中国人了。”
“在精神意义上，一些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陈希我在小说《移民》中写道。
不安全感下的移民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相比前两次移民潮，第三波移民潮有何不同？
陈希我：不同的是这次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移民。移民并不奇怪，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择善而居，理所当然。当年我出国，是因为中国太穷，希望到国外讨生活。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GDP据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民却仍然往外跑，而且越跑越凶，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华夏时报》：你觉得，为何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移民，这是否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
陈希我：移民有各种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活缺乏安全感。就像《移民》中的商人王发展那样，他有财富，可是整天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如果几天不请客，不去拉扯新旧关系，都会感觉不安。物质生活并不一定就能给人安全感，没有制度的保障，再多的钱也会被剥夺，一夜间可能倾家荡产，成为阶下囚。当年重庆就是这样。何况，要在中国富裕，很多时候必须遵循潜规则，而这潜规则很多是违法的。财富往往来源于非法，来源于犯罪，那么你被惩治也就无话可说，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可以公平竞争，良性发展，谁不愿意？
《华夏时报》：如今，除了富人，中产阶层也想移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看？
陈希我：某种程度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阶层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信心，是很可怕的。富人毕竟只是少数，虽然他们掌握了大多数财富，但是财富只是表层的标准，信心才是深层的因素。有信心，财富可以创造；没有信心就什么都不可能了。
精神上的吉普赛人
《华夏时报》：有人把很多中国人移民比作“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回来，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希我：围城这个比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被用滥了，但情形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个不可混淆的区别：想出去是经过理性考虑的，想回来是受血缘驱使的。也就是说，想回来的并非真觉得回来好，除非那些想拿着国外护照在中国挣钱的。想回来的只有一个理由：“儿不嫌家贫”。儿不嫌，不是因为家好，而是因为不能不如此。所以千万不可将人的感情天性当做现实存在，更不能用它来绑架。
《华夏时报》：你也有过国外生活经历，也曾在文章中写道：“……还没来得及在中国‘中心化’，就已经‘全球化’了，这让我们找不着北。”如何理解你所谓的“找不着北”？
陈希我：人是有根的，一个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一步步在土壤里长大，也许会被移植，但必须带着最初的土壤。但我当年出国时是来不及这样的，我没有去过北京，却直接跳到了东京。我们还没有培养起对祖国的认同，却已经成了“地球公民”。“全球化”曾经是非常魅惑人的前景，所谓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但实际上“地球村”是由一个个有国籍的人组成的，而不是没有国籍的人。我另一部小说《大势》里的女主人公女娲就以为可以取消国籍的藩篱了，但她的身份并没有被改变，她只能像《红楼梦》里的那块石头，到人世走一遭罢了。《移民》里的陈千红和林飘洋也是如此。
《华夏时报》：在书中魏小徽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精神意义上，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一个游牧民族，甚至就像是难民。”
陈希我：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更多时候是只有祖宗。当然有时候也表现得貌似有祖国，特有祖国，比如要取得群体利益的时候。中国人一盘散沙，但又抱成一团，这与其说是精神的，毋宁说是物质的、实用的。当然受歧视时也会特别爱国。我最爱国的时候就是在日本，我把它称为“被踢回来的爱国”。
我写的是逃亡
《华夏时报》：读《移民》前一部分描写中国人在日本生活的故事，感觉非常引人入胜，这是否源自你的经历？
陈希我：是的，我在那种环境生活了许多年，那种环境庇护了我，滋养了我，也让我备受折磨，让我坠落。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当年我在国外也是“很中国”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习性我都有，很多丑事也都干过。所以我说过，我们被歧视，但是我们无话可说。
《华夏时报》：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你写作有何影响？
陈希我：影响很大。我有一句话：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这话是好几年前说的，现在走出国门的人多了，但是出国和出国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出国是指在国外沉淀下来，生活乃至生存，不是旅游，不是考察，不是开会，那样你才能真正看到世界，而不是风景。
《华夏时报》：你的小说直面描述现实，但作为文学作品，它又如何与现实拉开距离？
陈希我：经历不重要，经验才重要。经历是谁都会有的，但并非谁都会写成小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者是经历，后者是经验。经历只有提升到经验，写作才有意义。具体对我来说，就是极限化、象征化。《移民》仍然是象征化的，陈千红的“水性”，就是当今我们社会的状态；陈千红走过的历程，你可以将之当做《城堡》里的K的历程，虽然都在努力，但没有进步，没有改变，没有结果。
《华夏时报》：小说《移民》中除了移民国外，还写了中国人在国内移居，包括野夫、马原等作家的真实例子，请问你想表达什么？
陈希我：和我其他作品不太一样，《移民》里有不少跟现实事件的嫁接，包括移民方案，办理的程序，具体的款目。有朋友笑说，我可以去办个移民公司了。但我仍然只想当写作者。处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创作者都会情不自禁地直接跨到具体现实中去，贾璋柯的《天注定》和余华的《第七天》就是鲜明的例子。还有人说现实比文学更精彩，但我觉得现实有现实的精彩，文学有文学的精彩，文学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不是在一个层面的，它更深邃，更开阔。我了解移民，我能写移民，但我不能仅满足于写移民现象，我写的是逃亡。逃亡是文学永恒的命题。野夫和洪峰、马原的选择也是一种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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