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我关心人类“纠缠窘境”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今年60岁的马原，把自己的终老之地选在了西双版纳海拔1600米的南糯山上，他住在哈尼族的村寨里，还成为那里的荣誉村民——几年前一场大病之后，马原便过起了隐居生活，偶尔发条微博，也是秀他在山里遇到的个头巨大的天牛、蝴蝶和巨蛾。
从写作到生活，马原都“离现实很远”，所以当新作《纠缠》问世，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故事从2013年1月3日开始叙述，到3月21日为止，讲述了一场遗产再分配的家庭纠纷。某种意义上，与新闻相比，这个故事已谈不上多么耸人听闻，但却为象牙塔里的马原“上了一课”。“我在写这部小说前，不知道纠缠已是人们生活的常态。”
马原是那种“关心人类”的作家，不喜欢“批判现实”。“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不是个有批判热情的人，我没有能力去做社会批判，我能做的就是把它故事化。”马原说，“我只是在哲学意义上关心我故事里的人物，关心人类的境遇。”写作《纠缠》也并非马原对现实的批判，而是源于卡夫卡。“我之前觉得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后来发现，卡夫卡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纠缠。”
写作转型
《华夏时报》：你说写《纠缠》的动意来源于卡夫卡？
马原：我可能是那种比较偏重形而上写作的小说家，卡夫卡是个地道的形而上小说家。我对卡夫卡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城堡》和《审判》的归纳就是——“纠缠”。人会无缘无故地陷入纠缠，我认为卡夫卡的哲学主要就是纠缠哲学，就像加缪的哲学主要是重复哲学——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就是无休无尽地不断重复。卡夫卡和阿尔贝·加缪都是我个人非常中意的小说家，他们都是形而上写作，而我个人的写作从少年起就是形而上。
《华夏时报》：怎么会转型写《纠缠》这样一部“形而下”的小说？
马原：《纠缠》的故事是一个家庭面对遗产遇到的各种问题，故事原型是我朋友给我讲的，他给我讲的时候，我一耳进一耳出，没走心，但有趣的是，不久后我听到他给另外一个朋友重复这个故事。作为旁听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卡夫卡式故事，尽管故事内容是绝对形而下的——金钱和利益，这是人类的本性，人天生就是趋利的动物。我就把他讲的故事放大了，这显然不是我擅长的，我最擅长的应该还是形而上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写形而下的故事也有快感，尤其是把形而下的故事写出形而上的意味时就更有快感了。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纠缠”是否是当下很多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常态，譬如在道德、法律、人伦之间各种矛盾的纠缠。
马原：事实上已经是常态了，只是在我写《纠缠》前并不自知。我在完成《纠缠》的过程中，发现身边很多事是相似的，都是个人为了财产，为了利益，为了金钱，与亲人反目，与朋友反目，与情侣反目，与儿女反目。当我写完这部小说后，才发现它其实早已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说心里话，真叫人沮丧。原来我认为有些东西是坚不可摧的，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但它们根本不堪一击，早就被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的时代主旋律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个时代要的是“出名要趁早”、“时间就是金钱”、“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而且很不幸的是，在这种时候，全社会突然走进了有财产的年代，有财产意味着财产随时要发生再分配，也意味着财产作为遗产，会生出无穷无尽的是是非非。所以写这个小说，首先是为自己上了一课，然后居然发现还把到时代的脉了，这太不像我了，我之前的写作一直是游离于时代以外的。
时代太过荒谬
《华夏时报》：现在有种常见的说法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各种荒诞的新闻，描写现实的小说已不够刺激，作为小说家，你怎么看？
马原：是不够刺激了。现在每天新出的事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已经远远超过小说和其他文体。这个时代太荒谬了，过去我小时候，哪儿听说过桥塌啊，可是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听说哪儿哪儿桥又塌了，桥为什么会塌？桥应该是最安全的，但现在桥居然成了危险的地雷区；过去吃药是治病的，现在药厂居然生产毒药；喝牛奶是为了健体，但今天的牛奶居然是毒牛奶；过去人们不在乎空气，觉得最不重要的东西就是空气，可突然有一天，当半个中国被雾霾笼罩的时候，大家才突然意识到，空气这么要紧啊。
《华夏时报》：你是否觉得，很多人对现实已经迟钝和麻木？
马原：不是麻木。今天是媒体时代，是明星当道的时代，你知道明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开心就好。这话什么意思呢？细想一下大有深意，明星作为今天娱乐大众的主力军，他们看得最清楚了，今天人们最主要的社会生活就是搞笑，啥叫开心就好，让人笑啊，怎么让人笑，搞笑呗。所以也不是麻木，我觉得这是末日之感，不是说诺查丹玛斯预言过去了，2012过去了，奥姆真理教过去了，人民圣殿教过去了……所有危机末日就都不存在了。现在说开心就好，搞笑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调，这个不是末日感吗？不是我们群体的末日感吗？为什么现在孝顺也不好了，理想也不好了，利他也不好了，悲剧也不好了，所有东西都不好了，只要开心就好。我个人以为，人类确实已经堕入了由末日焦虑带来的末日狂欢的心态当中，别的事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搞笑。所以不是麻木不麻木，而是人类群体被末日感笼罩的一个直接结果，过往所有的价值都不再是价值，只剩下一件事就是搞笑。所以你说麻木，如果一个人认为开心就好，认为只有搞笑才有价值，当然会对所有事都感到麻木，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批判社会
《华夏时报》：有人把《纠缠》看作你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马原：正好不是。我过往的小说从没有社会批判，我关心的仅仅是今天人类全体莫名陷入了“纠缠”这种窘境，而这件事是被卡夫卡早就预言了的，但卡夫卡预言的时候，我们当他痴人说梦，当他吃饱了撑的自寻烦恼，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发现卡夫卡，都发现加缪。所以我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关心我故事里的人物，关心人类的境遇。我不是批判，我才不批判，我吃饱了撑的？我绝对不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我仅仅是希望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我谋面或未曾谋面的读者，他们在读《纠缠》这本小说时有照镜子的感觉，看看自己所处的境遇。假使他们也遇到了相似或相同的问题时，在我故事里写到的部分会给他们一点参考，在遇到了财产再分配和遗产继承的纠缠时，稍微省一点力，别那么伤神，别那么束手无策，有一点心理准备，这个是我的愿望。
《华夏时报》：《纠缠》的封面非常吸引人，听说是你自己画的，有什么寓意吗？
马原：没有什么寓意。我做梦时似乎梦见了这张脸，醒了以后就用一天时间把它画完了。完成以后，我想起三星堆的青铜像，那是眼球从眼睛里出来了。我以前在课上讲《好兵帅克》的时候，曾提出过一个看法，正常人的视平线大概是1米6到1米7左右，但有一些伟人，他们的视平线是可以把自己的两个眼球拿出来，放到两个手指上，举到最高处，可以高瞻远瞩。还有一些人像帅克这样，把自己的眼睛拿出来以后，放到脚指头上，他们看所有人都是高大的，因为他的视平线非常低，几乎和地平线持平。因为这两个渊源，我就把我的人物眼睛也往前拿出来一点，推到离读者更近的地方。我主动跟出版方提出来拿这张画作封面，我也感谢出版方，纵容了一个小说家的任性。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