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摘要：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尽管政府高层已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下限容忍度有所增强，却仍希望通过“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作用，使得经济在一些领域有优化表现。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一些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举措，其中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层面动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认为信息消费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
对GDP贡献会有多大？
《华夏时报》：根据工信部的预算，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从而成为国家新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场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吗？
杨培芳：这个数字基本可信，但其只是统计了互联网、电信、通信设备制造商这三大块，实际的信息消费规模比这要大得多。在各行各业，都有信息消费，但目前只统计为行业消费。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产出占比在70%到80%以上，其中50%以上都是信息消费服务产出。而中国服务业产出在GDP中才占到43%，其中信息消费服务业产出占比是多少，现在无确切统计。中国人一向以为只有工业、农业的产出才是GDP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农业产出在美国GDP占比不到两个百分点，工业产出占比20个百分点，其余大部分占比都是服务业产出。对比这一趋势，目前中国国内还只知道生产物质产品，以为只有工业、农业才是实体经济，才会产生价值，服务业不产生价值，这是中国人在GDP认知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所以，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特别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李克强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协调推进“新四化”，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中包括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扩大信息消费。
真能有助经济转型？
《华夏时报》：你刚才阐述了信息消费服务业在量的方面有巨大潜力，其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体现？
杨培芳：按照传统的GDP的计算方法，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它不仅增加了在GDP中的占比，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了工业和农业产出在GDP中的占比。中国工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无效劳动，通过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大量减少工农业的这种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实际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质量问题。信息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最大区别：工业社会要的是标准化的数量，而信息社会要的是多元化的质量。这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我曾做了一个模型：在中国，如果信息消费增加10%，则中国GDP每个单位能耗将下降1.8%、物耗下降1.4%。我们打算设计出一个世界级的模型，即探索出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逐渐降低能耗与物耗，增加信息消费等数量关系。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需要大量消耗钢铁水泥建设房屋等设施，所以物耗能耗难以大幅度下降，但客观趋势却是信息消费不断增长、物耗能耗不断下降。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使得低级劳动越来越少，脑力劳动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劳动力的50%以上，都是信息劳动者，体力劳动日益减少。现在农民用计算机可以实现对农田温度、湿度的监控。
增长点究竟是什么？
《华夏时报》：信息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什么？
杨培芳：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较早认识到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以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其主要资源来自于沙粒，是从沙粒中提炼出的二氧化硅，而沙的资源使用是不受太多约束的；另一个资源是人的智力，人的头脑越用越灵。所以，谁要是像经营原子一样经营比特，肯定要犯大错误。”但是现在，很多人仍在犯这样的错误。包括国有企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包括一些传统经济学家，都认为不能再发展信息经济了，应该回到穿衣吃饭上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中国仍须依靠轻工和纺织产品的大量出口，至于高新技术，如果我们没有，就让给美国人去做。这样的观点都是只看到世界发展的支流，而没有看到整个大潮流。
在增长表现上，第一，信息经济主要是消费拉动了生产和经营，工业经济是生产和经营推动了消费。在信息消费上，一些官员首先想到的是搞宽带。宽带是很重要，也需要搞，现在确实还满足不了需求。然后是搞三网融合，这也很重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即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最终将会分离出来，比如现在有句话叫做“制造业的服务化”，将来像石油行业，可能要分离出石油信息服务公司这样的独立企业。美国IBM公司旗下也有一些这类信息服务公司，独立服务于社会。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未来可能也要分离出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这一块如果成长起来，将会形成很大的产业群。这是中国经济最缺的一块，亟须加紧补上。
我们现在一直在用工业化时代的政策，发展信息化。我们应该回到信息化本身所需要的那种政策，驱动各行各业的信息消费。至于老百姓的信息消费，也是一个方面，但那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性消费，是一个定量的值，不会有很大的普遍增长。最重要的，是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种消费形式，是各种社会化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比如各种数据平台、商务平台、政务平台、广播电视平台等各种信息内容和运用服务平台。
第三才是各大运营商要搞的通往办公室和家庭的光纤宽带。就像铁路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样，光纤宽带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有一条规定，铁道部长由总统兼任。这表明他认识到，那个时代铁路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当初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由当时的副总统提出，然后由克林顿总统直接给予支持。现在，奥巴马又提出“宽带战略”。但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竟然认为信息社会的建设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现在中国的钢铁业追上去了，钢产量达7.16亿吨，而美国2012年钢产量0.9亿吨，但又怎么样了呢？中国强大了吗？
时过境迁，还在比制造业的实力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思想固化、路径固化，还照原来的路子走，多走一步，就是谬误。现在很多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华夏时报》：发达经济体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息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中国存在哪些发展瓶颈？
杨培芳：首先，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本身就是要靠消费拉动；其次，这些国家发展信息消费都是一把手工程，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靠市场。在这一观点的讨论上，我与张维迎、周其仁都有过交锋。他们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就好，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美国最初发展通信的时候，也是政府给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权，让它吃掉那些小公司。克林顿上台以后抓“信息高速公路”，也是国家给予很大的杠杆支撑。到了奥巴马执政，政府一直在支撑宽带建设。韩国则始终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日本的政府干预也很厉害。在法国，政府管理得有些过头，但最初的启动，来自政府的支持很有价值。密特朗当总统的时候，搞了一个远程数据处理的政府工程。
我认为中国在今后启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需要三个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督导。
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基本上是靠公共工程上政府投一点资金调动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入。比如已经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就是以基金的形式来加以实现，它使得偏远地区人口和贫困人口都能打得起电话。现在，这项政策已经发展到宽带接入和高级信息服务的普遍化。在表现为梯度发展模式的工业化时代，总是有钱人先用到好东西，等到好东西价格便宜了，穷人再享用。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服务，天然地需要大众化参与和迅速发展。所以，各国都建立了通信和信息普遍服务的政策机制，但中国没有。此外，法律上也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然后再根据法律出台相关政策。但中国是先干起来再说，并不在乎有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有些官员甚至认为还是没有法的好，因为这样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至今没有《电信法》。《电信法》的难以出台是个瓶颈；缺乏普遍服务政策是个瓶颈；缺乏独立的顶层管理机构，这也是个瓶颈。
哪些领域可获红利？
《华夏时报》：哪些领域会从信息消费中获得较多利益？
杨培芳：长远来看，信息消费是个又细又长的面包，它不会因为经济风浪，像制造业那样突然从顶峰掉落，人们总要打电话，总要上网。信息消费服务行业是个越来越微利的行业，不会赔钱，也不会再继续维持暴利。比如现在除了中国移动赚钱多一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利润都已很低。这个行业未来的走向就如同又细又长的面包，无论愿意与否，都得走下去。
但一部分小型创新企业，可能会因为推出新品或新的服务而赚得一桶金，但也会因为网络不断扩张的特性而致使利润很快下降，不过，收入却会比较稳定，不会破产。所以，这里需要理性投资，而非冒险家的乐园。
《华夏时报》：政策方面应该有哪些更积极的引导？
杨培芳：第一，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这比较缺乏。而将宽带战略上升到国家级战略的设想，现在还处在部门级别。第二，消费价格需要合理透明，不应再搞什么套餐，不要再以暴利的思维设计价格。第三，政府监管，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有综合统一的监管思路。现在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瞎管，各个部门都乱伸手。
尽管政府高层已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下限容忍度有所增强，却仍希望通过“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作用，使得经济在一些领域有优化表现。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一些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举措，其中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层面动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认为信息消费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
对GDP贡献会有多大？
《华夏时报》：根据工信部的预算，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从而成为国家新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场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吗？
杨培芳：这个数字基本可信，但其只是统计了互联网、电信、通信设备制造商这三大块，实际的信息消费规模比这要大得多。在各行各业，都有信息消费，但目前只统计为行业消费。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产出占比在70%到80%以上，其中50%以上都是信息消费服务产出。而中国服务业产出在GDP中才占到43%，其中信息消费服务业产出占比是多少，现在无确切统计。中国人一向以为只有工业、农业的产出才是GDP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农业产出在美国GDP占比不到两个百分点，工业产出占比20个百分点，其余大部分占比都是服务业产出。对比这一趋势，目前中国国内还只知道生产物质产品，以为只有工业、农业才是实体经济，才会产生价值，服务业不产生价值，这是中国人在GDP认知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所以，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特别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李克强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协调推进“新四化”，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中包括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扩大信息消费。
真能有助经济转型？
《华夏时报》：你刚才阐述了信息消费服务业在量的方面有巨大潜力，其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体现？
杨培芳：按照传统的GDP的计算方法，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它不仅增加了在GDP中的占比，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了工业和农业产出在GDP中的占比。中国工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无效劳动，通过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大量减少工农业的这种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实际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质量问题。信息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最大区别：工业社会要的是标准化的数量，而信息社会要的是多元化的质量。这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我曾做了一个模型：在中国，如果信息消费增加10%，则中国GDP每个单位能耗将下降1.8%、物耗下降1.4%。我们打算设计出一个世界级的模型，即探索出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逐渐降低能耗与物耗，增加信息消费等数量关系。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需要大量消耗钢铁水泥建设房屋等设施，所以物耗能耗难以大幅度下降，但客观趋势却是信息消费不断增长、物耗能耗不断下降。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使得低级劳动越来越少，脑力劳动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劳动力的50%以上，都是信息劳动者，体力劳动日益减少。现在农民用计算机可以实现对农田温度、湿度的监控。
增长点究竟是什么？
《华夏时报》：信息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什么？
杨培芳：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较早认识到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以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其主要资源来自于沙粒，是从沙粒中提炼出的二氧化硅，而沙的资源使用是不受太多约束的；另一个资源是人的智力，人的头脑越用越灵。所以，谁要是像经营原子一样经营比特，肯定要犯大错误。”但是现在，很多人仍在犯这样的错误。包括国有企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包括一些传统经济学家，都认为不能再发展信息经济了，应该回到穿衣吃饭上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中国仍须依靠轻工和纺织产品的大量出口，至于高新技术，如果我们没有，就让给美国人去做。这样的观点都是只看到世界发展的支流，而没有看到整个大潮流。
在增长表现上，第一，信息经济主要是消费拉动了生产和经营，工业经济是生产和经营推动了消费。在信息消费上，一些官员首先想到的是搞宽带。宽带是很重要，也需要搞，现在确实还满足不了需求。然后是搞三网融合，这也很重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即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最终将会分离出来，比如现在有句话叫做“制造业的服务化”，将来像石油行业，可能要分离出石油信息服务公司这样的独立企业。美国IBM公司旗下也有一些这类信息服务公司，独立服务于社会。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未来可能也要分离出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这一块如果成长起来，将会形成很大的产业群。这是中国经济最缺的一块，亟须加紧补上。
我们现在一直在用工业化时代的政策，发展信息化。我们应该回到信息化本身所需要的那种政策，驱动各行各业的信息消费。至于老百姓的信息消费，也是一个方面，但那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性消费，是一个定量的值，不会有很大的普遍增长。最重要的，是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种消费形式，是各种社会化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比如各种数据平台、商务平台、政务平台、广播电视平台等各种信息内容和运用服务平台。
第三才是各大运营商要搞的通往办公室和家庭的光纤宽带。就像铁路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样，光纤宽带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有一条规定，铁道部长由总统兼任。这表明他认识到，那个时代铁路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当初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由当时的副总统提出，然后由克林顿总统直接给予支持。现在，奥巴马又提出“宽带战略”。但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竟然认为信息社会的建设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现在中国的钢铁业追上去了，钢产量达7.16亿吨，而美国2012年钢产量0.9亿吨，但又怎么样了呢？中国强大了吗？
时过境迁，还在比制造业的实力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思想固化、路径固化，还照原来的路子走，多走一步，就是谬误。现在很多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华夏时报》：发达经济体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息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中国存在哪些发展瓶颈？
杨培芳：首先，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本身就是要靠消费拉动；其次，这些国家发展信息消费都是一把手工程，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靠市场。在这一观点的讨论上，我与张维迎、周其仁都有过交锋。他们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就好，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美国最初发展通信的时候，也是政府给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权，让它吃掉那些小公司。克林顿上台以后抓“信息高速公路”，也是国家给予很大的杠杆支撑。到了奥巴马执政，政府一直在支撑宽带建设。韩国则始终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日本的政府干预也很厉害。在法国，政府管理得有些过头，但最初的启动，来自政府的支持很有价值。密特朗当总统的时候，搞了一个远程数据处理的政府工程。
我认为中国在今后启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需要三个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督导。
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基本上是靠公共工程上政府投一点资金调动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入。比如已经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就是以基金的形式来加以实现，它使得偏远地区人口和贫困人口都能打得起电话。现在，这项政策已经发展到宽带接入和高级信息服务的普遍化。在表现为梯度发展模式的工业化时代，总是有钱人先用到好东西，等到好东西价格便宜了，穷人再享用。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服务，天然地需要大众化参与和迅速发展。所以，各国都建立了通信和信息普遍服务的政策机制，但中国没有。此外，法律上也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然后再根据法律出台相关政策。但中国是先干起来再说，并不在乎有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有些官员甚至认为还是没有法的好，因为这样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至今没有《电信法》。《电信法》的难以出台是个瓶颈；缺乏普遍服务政策是个瓶颈；缺乏独立的顶层管理机构，这也是个瓶颈。
哪些领域可获红利？
《华夏时报》：哪些领域会从信息消费中获得较多利益？
杨培芳：长远来看，信息消费是个又细又长的面包，它不会因为经济风浪，像制造业那样突然从顶峰掉落，人们总要打电话，总要上网。信息消费服务行业是个越来越微利的行业，不会赔钱，也不会再继续维持暴利。比如现在除了中国移动赚钱多一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利润都已很低。这个行业未来的走向就如同又细又长的面包，无论愿意与否，都得走下去。
但一部分小型创新企业，可能会因为推出新品或新的服务而赚得一桶金，但也会因为网络不断扩张的特性而致使利润很快下降，不过，收入却会比较稳定，不会破产。所以，这里需要理性投资，而非冒险家的乐园。
《华夏时报》：政策方面应该有哪些更积极的引导？
杨培芳：第一，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这比较缺乏。而将宽带战略上升到国家级战略的设想，现在还处在部门级别。第二，消费价格需要合理透明，不应再搞什么套餐，不要再以暴利的思维设计价格。第三，政府监管，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有综合统一的监管思路。现在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瞎管，各个部门都乱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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