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是谁？
摘要：“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我只是一个网球运动员。”
对于媒体而言，李娜是个有故事的人。她炮轰国家队，远离体制，实现“单飞”，却最终成为国家偶像；她排斥裹挟着大众审美的明星效应，却让她成为一位“语录制造者”，不断引来大众的争议；她随和善良，却时常与媒体“为敌”。
某种程度上，李娜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逃不掉的“国家偶像”
在挽救了七个赛点后，李娜未能在已有百年历史的温网上更进一步，遗憾止步八强。相比不俗的战绩，中国媒体似乎更在意“李娜语录”又添新句，当被问到是否有来自国家去赢得冠军的压力时，李娜发问：“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我只是一个网球运动员，一个打网球的，尽全力在场上比赛，这是我的工作。”几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任性”为李娜定性：“在彰显个性渐成潮流的时代，体坛明星的个性是否就该理所当然地尽情释放？当体坛明星的个性已经让世风良俗难以包容时，这样的个性是否还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当体育明星的个性已经变成一种肆无忌惮的任性时，又有谁来约束这种可怕的任性？”
事实上，“单飞”后的李娜不止一次站在“国家”二字的对立面。
2011年法网历史性夺冠后，颁奖仪式上，李娜简短的致谢词未涉及国家层面：“感谢赞助商，感谢组织者和球童，非常感谢自己的团队。”在此之前，中国运动员“感谢”中最知名的故事，是来自体制内运动员周洋在冬奥会夺冠后，并未首先感谢国家，而是感谢了自己的父母，这遭到了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的批评。
2012年，李娜在赛后采访时，更是真诚地表达了以下言论：“我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来比赛并非为了国家，我只想在网球上做到最好。有时我撒谎了，我为此感到不适，因为当你每说一句谎言，就需要再说十句谎言来圆谎。我知道，我现在说了真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恨我，但我不在乎。”
李娜眼中的谎言，是她为调和“只想为自己打球”与“来自国家的压力”之间矛盾所尝试的改变，是她被迫承担的社会事务与荣誉的附带品。“李娜承受的压力很大，人们不仅希望她继续冲击大满贯，还希望她作为全民偶像，能够传播正能量，处处表现得很完美，这也是为什么听到她不太合时宜的回答后，媒体与大众将其道德绑架的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网球专项记者王为（化名）向《华夏时报》表示。
与李娜相似，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和英国人穆雷某种程度上也承载着国家的期望，但德约科维奇曾谈及与李娜的不同：“塞尔维亚只有750万人，中国有十几亿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面对的问题就会不同。”
与其他明星不同，李娜直率坦诚的个性，让她在一个习惯谎言和说话委婉的国家与“全民偶像”的期许相差甚远：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娜因不满中国观众喊出的“杀死她！”“扣死她！”等噪音，对看台大喊“Shutup”；三年后的澳网，李娜受不了观众的喧闹，径直走向主裁：“能不能告诉中国人，不要教我怎么打网球。”而当记者问她打球的动力是什么，她的回答是信用卡。
当然，李娜也会主动承担明星效应。2011年，当她挺进法网决赛后表示：“我知道在中国有直播这场比赛，我就想，那些看球的孩子们看完我的表现也许会觉得，他们以后也可以做到，或者比我做得更好。”
职业网球之路
网球作为全世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之一，运动员一般只代表个人参加比赛，“但在中国，裹挟了太多利益集团，从传统体制中走出的运动员，注定不可能绕出这个圈圈。”王为告诉本报记者。
与多数中国运动员一样，李娜也经历过“成长三部曲”：体校，省队，直到被国家队看中，从此真正进入“体制内”大门。
2001年，19岁的李娜一举夺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但一年之后，她给国家队留下一封信，便和男友姜山进入华中科大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就读，当年李娜世界排名300开外。
2004年，李娜在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劝说下重返国家队，一年后世界排名蹿至33位。然而，在得益于“举国体制”的同时，李娜的职业发展也受到了限制。按当时体育总局规定，运动员需上缴收入的65%给国家，彭帅与李娜先后提出了“单飞”的请求，均被拒绝。
2005年，李娜在全运会上开始抨击体制。“没进国家队时我挺好的，我最好的日子是去年复出之后和进国家队之前那段时间……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成绩和教练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但这一提法都说了好几年了，也没有实施。”作为回应，孙晋芳把问题指向道德层面：“她没有看到国家为培养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简单地拿自己和外国选手相比较，这是思想水平低，道德素质不高和责任感、使命感差的表现。”
但三年后，孙晋芳——昔日中国女排队长、举国体制的受益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体制改革者：2009年起，网管中心同意李娜在内的四名运动员“单飞”，他们可以自主训练，自主比赛，自负盈亏，上缴收入由原来的65%下调至8%到12%。
也从那年起，职业球员李娜在大满贯中开始突破，并于2011年法网到达顶峰，在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她特意感谢了孙晋芳：“如果没有她当初的改革，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体制的“拥抱”
法网夺冠，一夜之间，举国欢腾，李娜成为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位“体育明星”。优异的成绩也让人们忽略了她曾是体制的“叛逃者”，李娜得到了体制的拥抱：她被授予“湖北跨越先锋”称号，并获得60万元奖金。
据《武汉晨报》报道，湖北省体育局为李娜准备了欢迎晚宴。席间，有官员说道，“希望湖北能够复制更多的李娜！”李娜回应：“复制那么多干吗？”看大家愣住，她又笑道：“是出现更多的孩子超过李娜！”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运动员“荣归故里”后，地方上都会奖励以官职。湖北省也授予李娜体育局网管中心副主任这一虚职，而李娜并未接受，“让这事不了了之了吧，退役后做家庭主妇啊，这是我不变的目标。”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管理者时，李娜笑言：“我只能管好姜山。”
无奈的“消费品”
如果说只想安静打球的李娜处于矛盾之中，那媒体则是矛盾的助推器。与明星和媒体的“鱼水关系”不同，李娜似乎习惯了针锋相对。事实上，在消费时代，当体育界的姚明和刘翔引退时，不缺“卖点”的李娜几乎成为唯一的消费对象。
今年法网第二轮出局，有记者问她想对球迷说什么，李娜的回答是：“我很奇怪，只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难道我需要跟他们三叩九拜道歉？”而早在几年前，记者问李娜如何提高体能，她回答：“你们直接说我腿粗不得了。”去年中网，李娜和彭帅相遇，记者问她如何看待中国德比，她回答：“没什么计划。”
某种程度上，带有攻击性的回答，似乎是李娜对于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的还击。“当年李娜退役时，太多的媒体冷嘲热讽，伤害李娜。去年钓鱼岛之争最激烈的时候，李娜和彭帅同时赴日本参赛，彭帅被认为不惧危险，李娜就被报道成‘汉奸’。”有球迷在贴吧为李娜鸣不平。“我跟李娜认识多年，其实李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孩，城府不深。未成名时这一点体会更深，她时常是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这几年李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她自我保护的意识更强，主要也因为经常有媒体失实报道让她很费解，也给她造成了太多的烦恼跟困扰。”王为告诉本报记者。李娜也在自传《独自上场》中写道，她有时像一只刺猬，竖起全身的刺，只为保护自己，结果却伤己伤人。
更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李娜：“自幼丧父，偏激，年少成名，令她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逆反心理。”
面对非议，教练卡洛斯也承认李娜“总在无法自控情绪时贸然开口”，并提醒她，应学会与媒体和平共处，而非成为敌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平衡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平衡的选手。“小威和莎娃这些巨星的成功除了球技，还有就是强大的心脏，李娜自己也说，球场上经常会精力分散，所以李娜要想在球场上继续突破，情绪控制相当必要。”王为说，“而在场外，李娜率直的性格让她经常语出惊人。她虽说自己不关注新闻，但据我了解很多报道她都在看。这些负面报道不仅影响情绪，也让她的形象大打折扣。”
这或许不是李娜的赞助商希望看到的。据报道，对于拥有多个著名品牌赞助的李娜来说，过多的负面新闻，也会引起一些赞助商的抱怨。
但成绩永远是衡量一名运动员的第一要素。法网夺冠后，李娜陷入低潮，连续十五个月的冠军荒以及一些“出位”言论让她饱受质疑。然而，30岁的李娜并未就此沉沦，她请来高水平教练，尝试新的技战术，在今年澳网上跻身决赛。
这或许不是李娜的赞助商希望看到的。据报道，对于拥有多个著名品牌赞助的李娜来说，过多的负面新闻，也会引起一些赞助商的抱怨。
但成绩永远是衡量一名运动员的第一要素。法网夺冠后，李娜陷入低潮，连续十五个月的冠军荒以及一些“出位”言论让她饱受质疑。然而，30岁的李娜并未就此沉沦，她请来高水平教练，尝试新的技战术，在今年澳网上跻身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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