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希望社区”
摘要: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监护,他们需要关注,更需要关爱。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疼的名词。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监护,他们需要关注,更需要关爱。
如何让农村贫困地区的青少年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人拥有同样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一直在思索和践行的一个公益慈善命题。面对留守儿童文化缺乏、生活缺助和亲情缺失等状况,2010年,青基会推出了“希望社区”公益项目。
近日,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2013年度论坛”上,“希望社区”项目获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3)》(下称《报告》)典型案例。《报告》认为,NGO与政府发挥各自优势,合力破解留守儿童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单打独斗”不尽如人意
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是爱的缺失和现实的残酷,却让农村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在健康、教育、道德、安全等方面面临隐患。
留守儿童问题主要源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由于农村生活贫困,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寻求更大的发展;但户籍制度的限制,却使他们没有能力带着孩子一起进城,留守儿童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留守儿童问题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第三部门都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却不甚理想,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似乎已陷入困局。
政府虽然可以财政直接拨款、政策和法律支持以及提供直接服务,但资金的庞大缺口仍然让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享受不到;立法的缓慢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留守儿童问题也并不给力。虽然直接提供服务效果较好,但政府强制性的工作方式却很难让其持续下去。
相比政府而言,NGO自身的灵活性、亲民性似乎能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单独行事却显现了乏力的征兆,NGO虽能深入基层,却在关键问题的解决上有心无力。
显然,政府和NGO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都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也都有其优势和不足。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解决问题也应该从多个层面着手。任何单方力量都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之困。
所谓“希望社区”项目,就是在农村小学成立希望社区,结合专职社会工作者和青年志愿者的力量,针对农村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开设一系列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促进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这个项目的推出,是基于青基会的希望工程由之前的‘救助’模式已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而且在帮助农村贫困学生上学和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更关注学生们的素质培养。还有,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实施的社工项目也积累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学校社工活动经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涂猛对记者说。
“郑浩变了”
鸡鸣驿希望小学是河北省怀来县一个典型的农村小学,毗邻明代驿站遗存鸡鸣驿。该校有学生400余人,学生父母大都在县城(沙城)打工,早出晚归,与孩子相处少。另外,该校有超过三分之一学生在校住宿,周末回家,这部分学生与家长相处时间更为稀少。
2011年3月中旬,在与县教育局和团县委签署了三方协议后,青基会选择该校作为试点,正式启动了“希望社区”公益项目(同时启动的还有该县的东八里中心学校)。
基于青少年儿童的需求,青基会一方面为其提供必需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聘用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软性服务。学校社工的注入,为学校提供了新的教学及德育理念,拓宽了学生知识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郑浩是鸡鸣驿希望小学的一名学生。他从小父母离异,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有许多不良习惯:欺负同学,故意破坏、拿别人的东西等等,同学们都不愿与他玩耍,班主任更是觉得头疼,甚至要求学校让郑浩在每个班轮流上课。
在学校的建议下,郑浩成为社工个案辅导的案主,几个月下来,社工们在郑浩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一同读书、一同玩耍、谈心交流、入户家访,这一切深深感动了他。现在,早读上有他朗朗的读书声,班级展示栏上也有他的绘画作品。
“郑浩变了!”在那个学期,这成为老师和同学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政府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最容易忽略他们的心理问题,青基会就恰恰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上,驻校社工的角色定位实际上就是“德育辅导员”。“这不仅体现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与NGO的不同侧重点,也说明政府与NGO合作的问题解决模式是最理想的选择。”涂猛说。
政府-NGO合作是根本
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涂猛认为,如果没有团县委和教育局的出面协调,没有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的配合,青基会就很难与试点学校达成共识。“这就为社工进驻扫清了障碍,节约了大量的沟通成本。”涂猛说。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希望社区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青基会、县教育局以及团县委都是处于权利义务相配合的状态。县教育局在资金的流转与文案传递中起了监督资金使用及社工工作的责任;在社工与学校遇到沟通障碍时,团县委出面协调则起到了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
《报告》认为,“希望社区”项目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思路,在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某些地区,NGO的思路和视角、资金和技术可以使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工作开展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逐渐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工作的重任,NGO则慢慢淡化甚至退出,从而建立起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长效机制。
“这种政府与NGO的合作模式虽然是NGO发起并在前期主导的,但要想长久地根本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仍然要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才行。”涂猛说。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也表示,只要政府在与NGO合作的过程中挑起重担,建立健全各种配套机制,将好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广完善,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才能获得根本保障。
“‘希望社区’项目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与有益的尝试。它采用派驻专业社工进驻学校开展服务的办法,探索政府-NGO合作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路径。”康晓光说。
如何让农村贫困地区的青少年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人拥有同样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一直在思索和践行的一个公益慈善命题。面对留守儿童文化缺乏、生活缺助和亲情缺失等状况,2010年,青基会推出了“希望社区”公益项目。
近日,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2013年度论坛”上,“希望社区”项目获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3)》(下称《报告》)典型案例。《报告》认为,NGO与政府发挥各自优势,合力破解留守儿童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单打独斗”不尽如人意
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是爱的缺失和现实的残酷,却让农村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在健康、教育、道德、安全等方面面临隐患。
留守儿童问题主要源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由于农村生活贫困,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寻求更大的发展;但户籍制度的限制,却使他们没有能力带着孩子一起进城,留守儿童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留守儿童问题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第三部门都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却不甚理想,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似乎已陷入困局。
政府虽然可以财政直接拨款、政策和法律支持以及提供直接服务,但资金的庞大缺口仍然让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享受不到;立法的缓慢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留守儿童问题也并不给力。虽然直接提供服务效果较好,但政府强制性的工作方式却很难让其持续下去。
相比政府而言,NGO自身的灵活性、亲民性似乎能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单独行事却显现了乏力的征兆,NGO虽能深入基层,却在关键问题的解决上有心无力。
显然,政府和NGO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都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也都有其优势和不足。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解决问题也应该从多个层面着手。任何单方力量都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之困。
所谓“希望社区”项目,就是在农村小学成立希望社区,结合专职社会工作者和青年志愿者的力量,针对农村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开设一系列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促进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这个项目的推出,是基于青基会的希望工程由之前的‘救助’模式已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而且在帮助农村贫困学生上学和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更关注学生们的素质培养。还有,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实施的社工项目也积累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学校社工活动经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涂猛对记者说。
“郑浩变了”
鸡鸣驿希望小学是河北省怀来县一个典型的农村小学,毗邻明代驿站遗存鸡鸣驿。该校有学生400余人,学生父母大都在县城(沙城)打工,早出晚归,与孩子相处少。另外,该校有超过三分之一学生在校住宿,周末回家,这部分学生与家长相处时间更为稀少。
2011年3月中旬,在与县教育局和团县委签署了三方协议后,青基会选择该校作为试点,正式启动了“希望社区”公益项目(同时启动的还有该县的东八里中心学校)。
基于青少年儿童的需求,青基会一方面为其提供必需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聘用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软性服务。学校社工的注入,为学校提供了新的教学及德育理念,拓宽了学生知识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郑浩是鸡鸣驿希望小学的一名学生。他从小父母离异,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有许多不良习惯:欺负同学,故意破坏、拿别人的东西等等,同学们都不愿与他玩耍,班主任更是觉得头疼,甚至要求学校让郑浩在每个班轮流上课。
在学校的建议下,郑浩成为社工个案辅导的案主,几个月下来,社工们在郑浩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一同读书、一同玩耍、谈心交流、入户家访,这一切深深感动了他。现在,早读上有他朗朗的读书声,班级展示栏上也有他的绘画作品。
“郑浩变了!”在那个学期,这成为老师和同学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政府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最容易忽略他们的心理问题,青基会就恰恰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上,驻校社工的角色定位实际上就是“德育辅导员”。“这不仅体现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与NGO的不同侧重点,也说明政府与NGO合作的问题解决模式是最理想的选择。”涂猛说。
政府-NGO合作是根本
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涂猛认为,如果没有团县委和教育局的出面协调,没有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的配合,青基会就很难与试点学校达成共识。“这就为社工进驻扫清了障碍,节约了大量的沟通成本。”涂猛说。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希望社区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青基会、县教育局以及团县委都是处于权利义务相配合的状态。县教育局在资金的流转与文案传递中起了监督资金使用及社工工作的责任;在社工与学校遇到沟通障碍时,团县委出面协调则起到了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
《报告》认为,“希望社区”项目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思路,在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某些地区,NGO的思路和视角、资金和技术可以使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工作开展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逐渐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工作的重任,NGO则慢慢淡化甚至退出,从而建立起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长效机制。
“这种政府与NGO的合作模式虽然是NGO发起并在前期主导的,但要想长久地根本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仍然要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才行。”涂猛说。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也表示,只要政府在与NGO合作的过程中挑起重担,建立健全各种配套机制,将好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广完善,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才能获得根本保障。
“‘希望社区’项目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与有益的尝试。它采用派驻专业社工进驻学校开展服务的办法,探索政府-NGO合作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路径。”康晓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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