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智囊眼中的国际安全

布热津斯基：中美应避免互相敌视

    我们之所以面对这个新的现实，主要有几个基本原因。首先是可对社会形成全面打击的武器的开发。这种武器的存在及其可造成全面毁灭的能力，可以让具有野心的霸权主义大国获得其理想中的胜利。

    其次，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向亚洲的转移，也意味着全球力量的分散化。美国和欧洲不再主导世界。在亚洲内部，各国的力量也变得更加分散，甚至比欧洲还分散。

    最后且同样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和全球的大众政治觉醒有关，这又主要是大众传播兴起及殖民帝国主义垮台带来的结果。这些新觉醒的地区对国外的干预表现出强烈的抵制，也使得一个即便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想主导世界也更加困难。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球存在一个广大的有冲突与暴力渗透的区域，该区域在地理上覆盖从非洲西北端以东经波斯湾到亚洲西南部这片土地，甚至潜在地包括中亚——特别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在该地区，有时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下爆发的区域性战争，将给全球安全与世界经济联系带来真正的威胁。在这一现实中，亚洲可能是非常脆弱的。今日的亚洲有些类似20世纪的欧洲：散布着相互冲突且愈来愈强的民族主义。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夺、海洋权益声张及种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各种冲突的爆发。

    还有全球核力量带来的挑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等于拥有了大规模破坏或自我摧毁的能力。尽管拥核的美国和俄罗斯谨慎地保持着稳定的平衡，但其它国家不一定如此。中国被证明也在谨慎地管理其核军火库的规模，而且追求的是一种最低程度的震慑，这一点值得赞赏。美国和俄罗斯目前维持的核武器规模是冷战的结果，当时双方追求安全的方式是努力通过保证自己的核力量不低于对方。英国和法国也是拥核国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核力量的延伸，也都不打算单独使用核武器。亚洲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核武器，还有日本和韩国，由于担心美国有一天撤走对它们的核保护伞，这也可能促使它们成为拥核国家，并且，两国之间还存在领土上的纠纷。而朝鲜，就在不久前还曾制造了与核有关的局势紧张。

    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在远东的存在具有潜在的建设性，并可以减少区域争端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则不会有单方面获胜。这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利益。另外，美国还可以利用其在本地区的存在来鼓励其主要亚洲盟友之间的和解。美国过去几十年曾推动法国、德国实现和解，也鼓励德国与波兰的和解，从而降低了在欧洲心脏位置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国现在也在支持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

    但这些经验和教训可能难以适用于亚洲。欧洲国家的和解建立在各国具有和解意愿等基础之上，没有对任何一方的羞辱。和解不是一方赐予另一方的恩惠，且和解的进程需要双方的共同参与，需要双方都有追求和解的勇气，并需要对战败国和战胜国的历史重新进行严肃的审视。所有这些都要花时间，在亚洲尤其更长，因为这里有苦涩的战争记忆，那段历史卷入了很多国家。

    因此，中美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全球稳定极为重要。美中之间则相互依存，双方也都重视这一点。两国并没有意识形态竞争，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20年、30年，也不可能在军事上对对方产生威胁。事实上，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前一天在这次论坛上所说，美中是当今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与和平的推进器”。两国都认为相互敌视是有破坏性的，也都会避免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冲突或者说不会升级到战争的冲突仍有可能在两国间发生。例如两国的经济紧张，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相互猜疑等不利后果。还有一些利益集团，也可能出于一己之私，在两国之间制造敌视。对美中关系尤其危险的是，两国领导人不能在看到目前或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之前进行定期的协商，而且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立场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失误。这就是为什么美中必须要在最高层之间建立系统的、频繁的沟通，看看双方能预见到哪些分歧，如何求同存异以避免冲突。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将会更有效地推动两国持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合作。

    两国现在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该如何建立一套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模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该地区现在有两套不同的机制，一个是中方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国被排除在外，另一个是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不在其中。如果两国能建立一个模式，包容彼此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

    中美是当今的两大全球性力量。如果用“全球性力量”（global power）这个词所涵盖的意义衡量，它不仅仅是经济与军事的力量，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等实力。作为全球性力量，中美还需要同世界其它主要力量互动，包括欧洲，尽管它不再是一支强大的重要力量，但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还有俄罗斯，从核能力来说无疑是大国，虽然它面临着重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当然还有日本和印度。同印度互动，还必须同巴基斯坦打交道，因为两者是经济大国，也是潜在的军事大国。此外还有印尼，它很明显在亚太地区正在崛起。

    我们不能仅顾及两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实现全球福祉，解决区域冲突、核扩散等问题。例如叙利亚问题，很难仅通过美国和俄罗斯的力量解决，再加上欧洲名义上的参与也不行。事实上，欧洲的参与已不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而更多是基于历史原因。所有这些问题都呼吁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也鼓励其它国家能够积极参与。

    全球正面临越来越多难以抉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呼吁中美之间建立战略性的合作关系。我十分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伊万诺夫：构建金字塔型安全体系

    首先，我先说一下国际安全。在冷战期间，我开始了外交工作。当时，国际安全这个概念非常清晰，全球政治形态由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所塑造，所有的安全威胁都被牵涉其中。所以，所有地区冲突都有一个国际大背景，就是一个两极世界。所有的政治危机，即使是世界最偏僻角落的政治危机，都有可能升级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但是，这种情况同时也成为全球安全的一个稳定性支柱，正如刚才布热津斯基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看到相互震慑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在地区层面也是奏效的，因为一旦爆发冲突，代价巨大。当然有些例外，比如越战和阿富汗战争，但是总体来说，地区性冲突受到很好的控制，因为大家都担心会导致全球核自杀。

    但后来，当两极世界结束，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以及更加动荡。过去的超级大国体系不复存在。有人说，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代替苏联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势力，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令20世纪两极世界的情形重现，因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和当时的美苏对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际性事件是仅以中美两国之力无法控制的。同时，全球的安全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由国家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叙利亚内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安全威胁仍很严重，而且这样的负面情况看起来还是会继续下去。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威胁，对我们的传统认知构成了挑战。这也意味着所谓的震慑理论与逻辑可能在20世纪比较奏效，在21世纪就不一定了。人们可以震慑一个敌对的但是富有理性的超级大国，但不可以震慑一个恐怖分子，因为有时候他愿意牺牲自己来实现他的目标。

    我们能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新型的安全威胁？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选择了单边主义，其后果对于全球安全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极具摧毁性，最后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直到今天，奥巴马政府仍在为当初美国的短视、傲慢做法付出代价。

    事实证明，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国际协调。若要让我们的生活处在长期安全的环境下，就必须这么做。但是，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国际协调，我们要采取怎样的程序去实现协调——仅仅协调导弹防御系统或者仅仅一小部分国家之间协调就够了吗？与伙伴国协调对阿富汗的后勤，却不讨论阿富汗的未来与撤军，这样做就够了吗？我们的国际协调要有多大的包容性？我们要怎样确保协调的有效性？

    经验告诉我，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国际协调体系，以使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去应对各种安全挑战。这些挑战非常复杂，而且涵盖面非常广，因此我们的应对也必须是复杂的。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最上层结构就是联合国，它是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性也最有经验的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国际机构。人们常常批评联合国，说它把程序变得复杂，说它是个官僚机构，无法解决急迫的国际问题。联合国不完美，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实际上这反而要求我们更努力地将联合国变得更加有效、更加灵活、更有能力应对21世纪的安全挑战。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人们关于改革联合国有很多想法，例如让联合国安理会加入新成员。我认为光这样做不够，要让它变得更有效，我们需要改变针对该机构的态度。不幸的是，联合国常常被利用来追求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特定的短期利益，有时也是许多人将难以解决的问题丢给它的地方，或是变成许多人发表空洞演讲的地方。

    我认为，要改变这些，就需要它的成员，特别是大国要把他们各自的私人利益放到一边，通过合作解决安全问题。联合国自然不可能靠一己之力解决问题，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地区安全机制应该配合联合国，一同支撑起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但是，这些地区机制是帮助联合国而不是取代联合国。当它们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采取行动时——比如北约当初攻打南斯拉夫及在利比亚滥用联合国授权，不仅没有找到解决安全问题的长期办法，反而会影响这些组织本身的合法性并且造成新的问题。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些临时的同盟关系，这些同盟关系建立起来是为了应对一些特定的临时危机。它们尽管具有一定优势，但也不能取代联合国的作用，尤其是在决策制定方面。

    最后，我们还不能低估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对国际安全产生的影响。这种双边关系若出现问题，紧张与风险会扩散至全球，但如果双边关系是稳定、具有建设性且可预期的话，那么它们的正面效应也会促进整个国际安全体系。

    近12年前，中俄签署了睦邻友好条约，该条约不是基于任何意识形态或针对某个第三方，而是基于对两国长期利益的相互深刻理解，以及对一个民主安全的国际体系的共同追求之上。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带来了这个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今天的世界不会有现在这么稳定和安全。

    可以构建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国际安全体系：最顶层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第二层是主要的地区性安全机构与国际组织，第三层是那些临时性同盟组织及各种安全机制，最后是多样的双边条约及相关协定。各层之间相互联系、各自发挥作用，但是并不互相替代。

    要管理这个金字塔体系，我认为必须通过公平、清晰和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也就是说，国际法非常重要。就像联合国，国际法则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许多有一定道理。但国际法的不完美不代表我们有借口去忽视或是曲解它，我相信，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改进这些国际法则、促进国际合作，从而充分反映21世纪的新挑战。

    一年前，习近平在第一届和平论坛上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重要原则，其中包括创新。我认为，这个创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通过国际协作推动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