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放权的“奥卡姆智慧”
摘要：人们热议的“大部制”改革，其核心命题，乃是要指向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秩序。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这句话来得惊悚，却是事实。人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里，历史堆到了人们的脖子上，历史很多时候并没有成为我们的福音，反倒成为埋葬我们的泥土。在这样的情景里，任何一个想做事情的人都深深懂得，哪怕是一点点完全不起眼的制度改进，都比登天还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对此次的大部制改革报以某种谨慎的掌声。
另外一层让我愿意鼓掌的理由，来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站在市场经济的维度，这样的表述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面对复杂的市场，政府用于管理市场的机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减少或者合并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是对市场的解放。无论接下来的工作有多艰难，但是在机构设置的量的层面，在奥卡姆剃刀的面前，大部制改革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大部制改革，或者说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机构精简，都隐含着一种观念层面的“奥卡姆智慧”。比如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的事务时，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市场的本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市场，不要把市场经济人为的复杂化。市场经济秩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协调着市场的一般均衡秩序，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这是用于市场交换的所有知识按照自发秩序，分散在市场的各个环节，政府这样的管制型组织不可能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分散的市场知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管理市场的权力交给市场。
类似的思路或者经验，我们并不稀缺。比如1988年国务院改革，撤销航空部、航天部，组建航空航天部，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部门合并，但是到了1993年，航空航天部就被撤销，一个名为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机构出现。这样的改革轨迹，当然是缓慢的，甚至是非常不彻底的，但却隐含着一个方向，这就是所有的改革，都指向市场经济的完全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抱以一种非常固执的乐观。事实摆在这里，今天中国的航空业，已经比较接近完全竞争的秩序了，这样的竞争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消费者。
将这样的分析逻辑带入到眼下的铁道部改革，我们的思路就变得开阔。至少我不太同意那些指责铁道部并入交通部是无关痛痒的改革的言辞。只要把铁路的建设和运输当成市场行为，只要把行政的管理权力和市场的逻辑分开，中国的铁路产业就会成为一个市场化的业态，改革就会滚滚向前，正所谓市场经济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风物长宜放眼量，短期的较量不算什么，30多年之后，人们回头看，事实就是这样，从1978年开始，谁阻挡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谁就是灭亡。
所以，关于人们热议的“大部制”改革，其核心命题，乃是要指向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秩序。因此，与其指责“大部制”改革的市场化要素不彻底，不如深入讨论完全自由竞争的秩序意义，然后回头观察，我们这个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秩序，到底有多远？
关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理念，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的阐述可谓详细且严谨。他立足于亚当·斯密关于竞争的若干条件，界定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基准意义。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强调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每一种人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市场计划或者市场前期设计的共谋性，人们必须保持行为意义，产权意义和市场竞争意义上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政府和政府派出的部门，完全不具有这种独立性，政府介入市场，追求的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党营私”，是对人的市场独立性的遮蔽与破坏。沿着这个意义，我们马上就得出结论，精简政府机构，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另外一批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是一种正相关。
第二个假定的市场条件是，商品在市场中竞争的数量必须足够多，多到能够消除所有超过正常市场利润水平。斯蒂格勒的意思是，只要市场中竞争者的数量足够多，那么来自市场的利润的分布结构，就一定会均衡。这样的表述，事实上还是指向政府的垄断，即政府用一种部门利益的手段参与到市场中，事实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数量，导致严重的市场不均衡，以及更加严重的市场萎缩和贫穷。
第三个假设与市场的充分知情权有关。每个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人或者组织，都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关于市场机会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斯蒂格勒经济学思想体系里最迷人的地方，他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沿着改革的路径，我们的思辨就很清晰，政府的权力退出市场，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将市场的知识和信息还给了市场，还给了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和公司，这是信息经济学的意义所在，也是改革的意义所在。
第四个必须要建立起来的竞争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这个国家关于自由的进步，总是姗姗来迟，但也依稀可见。比如农民正走在通向城市的路上，城市化由此必然成为政府的热门话题，政府再傲慢，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比如深圳已经放开了公司的自由注册，北京也在筹谋这方面的政策，工商局长达60多年的无厘头管理马上就要寿终正寝。这不是某个人的恩赐，这是市场的逻辑，是自由竞争的力量。
最后一个必须提到的竞争条件，是“动态假设”。这是一个关于时间意义的竞争指标，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过程，市场的均衡，需要“sufficient time”，充分的时间，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是一蹴而就。我们不同意凯恩斯的所谓“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的短视心态，这会给那些鼠目寸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某种功利主义的理由，但我们也不同意那种激进式的，不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改革，因为市场的均衡，完全的竞争，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来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国家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在市场均衡意义和完全竞争意义上的谬误与差距，真正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现象。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今天“大部制”改革的基点在哪里，对未来的市场影响力在哪里。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对此次的大部制改革报以某种谨慎的掌声。
另外一层让我愿意鼓掌的理由，来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站在市场经济的维度，这样的表述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面对复杂的市场，政府用于管理市场的机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减少或者合并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是对市场的解放。无论接下来的工作有多艰难，但是在机构设置的量的层面，在奥卡姆剃刀的面前，大部制改革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大部制改革，或者说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机构精简，都隐含着一种观念层面的“奥卡姆智慧”。比如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的事务时，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市场的本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市场，不要把市场经济人为的复杂化。市场经济秩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协调着市场的一般均衡秩序，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这是用于市场交换的所有知识按照自发秩序，分散在市场的各个环节，政府这样的管制型组织不可能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分散的市场知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管理市场的权力交给市场。
类似的思路或者经验，我们并不稀缺。比如1988年国务院改革，撤销航空部、航天部，组建航空航天部，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部门合并，但是到了1993年，航空航天部就被撤销，一个名为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机构出现。这样的改革轨迹，当然是缓慢的，甚至是非常不彻底的，但却隐含着一个方向，这就是所有的改革，都指向市场经济的完全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抱以一种非常固执的乐观。事实摆在这里，今天中国的航空业，已经比较接近完全竞争的秩序了，这样的竞争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消费者。
将这样的分析逻辑带入到眼下的铁道部改革，我们的思路就变得开阔。至少我不太同意那些指责铁道部并入交通部是无关痛痒的改革的言辞。只要把铁路的建设和运输当成市场行为，只要把行政的管理权力和市场的逻辑分开，中国的铁路产业就会成为一个市场化的业态，改革就会滚滚向前，正所谓市场经济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风物长宜放眼量，短期的较量不算什么，30多年之后，人们回头看，事实就是这样，从1978年开始，谁阻挡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谁就是灭亡。
所以，关于人们热议的“大部制”改革，其核心命题，乃是要指向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秩序。因此，与其指责“大部制”改革的市场化要素不彻底，不如深入讨论完全自由竞争的秩序意义，然后回头观察，我们这个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秩序，到底有多远？
关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理念，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的阐述可谓详细且严谨。他立足于亚当·斯密关于竞争的若干条件，界定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基准意义。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强调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每一种人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市场计划或者市场前期设计的共谋性，人们必须保持行为意义，产权意义和市场竞争意义上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政府和政府派出的部门，完全不具有这种独立性，政府介入市场，追求的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党营私”，是对人的市场独立性的遮蔽与破坏。沿着这个意义，我们马上就得出结论，精简政府机构，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另外一批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是一种正相关。
第二个假定的市场条件是，商品在市场中竞争的数量必须足够多，多到能够消除所有超过正常市场利润水平。斯蒂格勒的意思是，只要市场中竞争者的数量足够多，那么来自市场的利润的分布结构，就一定会均衡。这样的表述，事实上还是指向政府的垄断，即政府用一种部门利益的手段参与到市场中，事实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数量，导致严重的市场不均衡，以及更加严重的市场萎缩和贫穷。
第三个假设与市场的充分知情权有关。每个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人或者组织，都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关于市场机会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斯蒂格勒经济学思想体系里最迷人的地方，他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沿着改革的路径，我们的思辨就很清晰，政府的权力退出市场，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将市场的知识和信息还给了市场，还给了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和公司，这是信息经济学的意义所在，也是改革的意义所在。
第四个必须要建立起来的竞争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这个国家关于自由的进步，总是姗姗来迟，但也依稀可见。比如农民正走在通向城市的路上，城市化由此必然成为政府的热门话题，政府再傲慢，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比如深圳已经放开了公司的自由注册，北京也在筹谋这方面的政策，工商局长达60多年的无厘头管理马上就要寿终正寝。这不是某个人的恩赐，这是市场的逻辑，是自由竞争的力量。
最后一个必须提到的竞争条件，是“动态假设”。这是一个关于时间意义的竞争指标，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过程，市场的均衡，需要“sufficient time”，充分的时间，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是一蹴而就。我们不同意凯恩斯的所谓“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的短视心态，这会给那些鼠目寸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某种功利主义的理由，但我们也不同意那种激进式的，不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改革，因为市场的均衡，完全的竞争，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来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国家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在市场均衡意义和完全竞争意义上的谬误与差距，真正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现象。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今天“大部制”改革的基点在哪里，对未来的市场影响力在哪里。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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