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社团”之困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中国营养联盟总裁雨下一直在为“权威性”发愁。
    在2012年5月27日举行的首届营养健康产品全国推广暨行业资源整合大会上，雨下曾表示，“我们正在做行业标准，最重要的是联动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已经提出把部分政府的职能和工作转移到第三方机构。6月份以后，我们中国营养联盟将启动向权威性、专业性的发展。”
    而当2013年3月6日，《华夏时报》记者再次就此事采访他时，雨下却表示联动政府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因为，中国营养联盟在身份上的先天不足，限制了他们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可能。
    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登记难普遍存在，大量的社会组织只能以“隐形社团”的面目见人，中国营养联盟便是其中之一。2011年，广东省政协社法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深圳市实际上约有3万多个各类社会组织，但登记的只有4110个，占比仅为13.7%。
    要解决“隐形社团”的困局，办法只能是在政府职能上做“减法”。3月5日，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表示，“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下放权力”，要实行政社分开，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身份”之困
    雨下表示，严格地说，中国营养联盟并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组织，它们的共同要求是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而中国营养联盟只是一个网络平台，是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审批的。
    中国营养联盟之所以难以在民政部门登记，是因为成立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有一个要求，就是“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找到这个业务主管单位，是最让雨下头疼的问题。
    为了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也就是“挂靠”，社会组织的发起者们只能各显神通。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告诉记者，以成立一家环保组织为例，并不一定非要到环保局去挂靠，有的会到科技局去挂靠环境科技研究所，有的到文化局去挂靠环境文化传播中心，甚至还有人到卫生局去挂靠环境健康疾病研究中心。
    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在实际操作中，能够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只是少数，很多时候社会组织的发起者找到某单位，得到的答复就只有三个字：“再等等。”最终，大多数社会组织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一个企业身份，然后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活动。
    据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认为，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另外，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测算，中国社会组织的实际数量大约在登记数量的5-10倍之间。
    雨下表示，相比而言，国外成立社会组织的程序要简单得多。据了解，英国、美国、印度等国采取的都是“自行设立模式”，即社会组织可以自由成立，无须经过任何登记手续，一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再予以追查惩罚。
    等待政府权力下放
    要解决“隐形社团”的困局，就需要将一些政府的权力交回到市场和社会的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搞好“政社分开”。所谓“政社分开”，就是各级政府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办好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不过，在已经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中，也有部分政府的审批权转由一些社会组织承接，结果出现了这一现象：有些社会组织变成了狐假虎威的“二政府”，形象地说叫：“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在以往的登记体制下，很多社会组织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政府把社会组织当成了安排官员兼职、安置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家属院”。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由政府下放到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行业协会，就成了“新瓶装旧酒”，甚至比原来的政府审批危害更大。
    分析认为，“二政府”的存在，根源在于政府权力下放不够，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对此，政府需要做的是大胆放权，服务、监管、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成长，以有效承接行政职能，不能以社会组织尚不成熟为借口，把“二政府”当做顺理成章的“过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