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转包酿结欠薪“恶之花”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廊坊报道
    “我在给农民工发放路费钱。”2月5日，全国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律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
    100多位农民工2010年就在河北廊坊市“晓廊坊”工地从事建筑业，至今仍被拖欠工资400万元，多次讨要无果后，无奈只有诉至法院。
    “晓廊坊”项目由荣盛房地产开发，2010年荣盛公司将建筑施工工程承包给河北中瑞集团，中瑞又通过挂靠企业将其中的11#、12#、13#楼主体结构分包给包工头周忠诚。正是在这层层转包过程中，处于“链条最底层”的农民工的工资成了谁都不愿意接手的“山芋”。
    “拖欠款项，虽经廊坊清欠办、市信访局等多部门调解，但仍未达成协议。我们将包工头、承包商、开发商一并起诉到法院。”常年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时福茂说。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于今年1月21日受理了此案。
    经过2月1日、4日法院两次调解，欠薪方中瑞集团还是“赖着不认账”，年关将近，法院同意先支付36名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路费，共计108000元。
    辛苦一年只领到了路费
    “在‘晓廊坊’干了一年多，结果只拿到了3000元的路费，连回家买些必需品都不够。”四川巴中农民工周瑞称，没钱回家过年了。
    与周瑞一样，能拿到3000元路费可以回家的共计36名农民工，相比其他70多名农民工一分钱也没有要到幸运得多，他们之中有的借钱回家了，有的只好去了别的工地继续加班打工。
    据本报记者了解，仅在“晓廊坊”上述三个项目打工的农民工就有110名，被拖欠工资近400万元。
    2月4日，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50多名农民工赶来争取春节回家的路费。当天上午，欠薪方中瑞集团和包工头周忠诚的委托律师罗辉均前往法院参与调解。
    本报记者1月21日在现场采访看到，三位律师携带着几大口袋资料来到广阳区人民法院，请求立案，但过程并不顺利。时福茂随后到市信访局找到一位自称是廊坊市政法委的负责人，该负责人答应协调法院立案，案件才被法院受理，并通知于2月26日开庭。
    廊坊市建设局局长李东曾向本报记者证实，他召集过五大部门调解这一欠薪案，但因分包关系复杂，调解未果。在此期间，周忠诚和农民工多次到市劳动局、清欠办、信访办等机构反映问题无果。
    谁扣留了血汗钱？
    “老板（周忠诚）拿不到钱，我们只能和他一起上访。”四川广安的农民工李秋梅说，农民工最盼望的事就是能够揣着血汗钱回家。在寒风冰冻的天气里，李秋梅双手缩在袖口里，口中不停念叨着“想回家”。
    本报记者在“晓廊坊”工地上走访了解到，工地上的农民工，大多来自四川、湖北、云南、河南等地，尽管工地能为他们提供食宿，但住的是十多人一间的工棚，吃的是路边的盒饭。尽管这样，他们也忍了，为的是顺利拿到工钱。
    “工程没有按期完工，原因是中瑞集团所承担的混凝土供应不上，造成全线停工。”包工头周忠诚给出了欠薪的理由。
    中瑞方代表苏润民却另有说法：“承包价格与中标价格每平方米相差一二百元，整个工程差价达到千万元。”苏润民说，荣盛房地产公司在当地很强势，将标价一压再压，承包方只能忍气吞声。
    “层层压价，在建筑行业很普遍。”时福茂律师说，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工。
    本报记者采访了该项目的开发商荣盛发展的负责人耿建春，他表示，荣盛发展从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据时福茂分析，这个工程之所以导致农民工的工资不能及时拿到，原因是违法将工程层层分包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张志友律师也告诉本报记者，周忠诚不具备相关资质，分包属于违法分包，依据法律规定周忠诚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恶意欠薪成本太低
    “明显感到很多部门有些为难，不愿意为农民工说话。”据周忠诚介绍，廊坊市对讨薪问题重视并不够。
    本报记者在廊坊调查时提出采访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均被拒绝。廊坊市广阳区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告诉本报记者，欠薪去找清欠小组。但农民工找了清欠小组，结果却感觉被当皮球踢了。
    据农民工反映，在廊坊不仅是“晓廊坊”项目欠薪，其他项目也存在这种情况，只是数量多少不同。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工资难讨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劳动监管流程与实际用工现状的脱节问题。时福茂称，农民工欠薪是一环扣一环，在欠薪链条每一环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给“清欠”增加了难度。
    据了解，为了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多地已实行由开发商在施工前向当地住建部门交数量不等的保证金制度。廊坊市住建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晓廊坊”项目11#、12#楼已各交了20万元保证金，但是是为保证工程开工的。依此而论，这一制度实际操作中已被扭曲了。
    “解决欠薪难，需从源头治理。”时福茂说，近年来他们每年都要受理900多个案件，为2000多人次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其中不乏有恶意欠薪现象。
    这些年恶意欠薪时有发生，却很少看到有人因犯恶意欠薪罪入狱。“要想彻底杜绝恶意欠薪，必须改变恶意欠薪得不到法律严惩的尴尬局面。”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称。
    据统计，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罚。
    北京洛辉中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罗辉说，中瑞集团方拒不给付，法律认定违约，工程完工后应该支付农民工工资，开发方把钱支付了，中瑞集团却将这笔钱挪作他用，属于恶意欠薪。
    记者手记
    中国式讨薪何时休？
    ■杨仕省
    近期连续上演的农民工讨薪事件，不断地刺痛着人们的神经。
    1月31日，“愤怒的小鸟”、“加菲猫”、“唐老鸭”和“财神爷”等5个化装成卡通人物的讨薪人，汇聚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以静坐的方式寻求支持。
    1月21日下午，在武汉东西湖区七雄路星光大道音乐会所门前，一群农民工跳起了江南Style骑马舞，40多位农民工因为没拿到工钱，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这些黑色幽默在无情地追问：为什么中国式讨薪再掀高潮？
    9年过去，为了解决农民工讨薪的弱势，一直在致力于构建更完善的清欠制度，甚至在《刑法》中设立了恶意欠薪罪，但始终没有遏制住中国欠薪高发的势头，并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在2013年春节前再次面临新的考问。
    面对欠薪潮，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对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要当天立案并加快结案。
    在“欠薪人人喊打”的形势下，希望各级政府把切实解决农民工讨薪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谁来执行，不执行该如何问责？毕竟农民工挣的是血汗钱，不论企业有何理由，都应按时给予其劳动所得，而政府部门帮助农民工讨薪，就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好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法规正在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1月22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称，今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规定：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只要发包人没有将工程价款清偿，不管发包人将工程如何转包和分包，发包人依法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清偿债务。
    按此解释，农民工可以跳过包工头，直接向承包商、开发商追讨工资。如果承包商、开发商不履行，农民工可以到当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