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路径
摘要：尽管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难题和挑战自然也很多。
当今世界正在演化成一个“地球村”，全球和区域合作广泛深入，民间组织的国际化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民间组织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步走向国际交往的舞台。
“尽管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难题和挑战自然也很多。”近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黄浩明看来，中国民间组织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也需要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自身努力，即在交流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
民间组织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
《华夏时报》：在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国际惯例，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我国的民间组织国际化的现状是怎样的？
黄浩明：根据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共有国际及其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583个，占2011年度462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0.013%，其中社会团体51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7个和基金会27个，分别占2011年度社团、民非和基金会总数的0.021%、0.018%和1.03%。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及涉外组织类社会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显得比较小。可以说，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我国民间组织也是近5年才开始走向国际的。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有一个海外联络部，在英国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0年在苏丹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为中国民间组织走向非洲的典型案例；中华慈善总会在2007年承办了中国大陆最大的民间捐赠工程，交付印尼海啸灾民使用。这三个案例也同时表明我国公益组织已经涉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标志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步入国际轨道。
《华夏时报》：民间组织成为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一个新兴角色，其重要性日益增强，其实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之一。
黄浩明：不错。近年来，随着民间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培育、引导和发展民间组织并注意发挥它们独特的作用。在我国也是如此，在国内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民间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并逐步走向国际交往的舞台，且显现出了良好、有力的成长势头。
《华夏时报》：依你来看，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渠道都有哪些？
黄浩明：我国民间组织积极表达民间的立场和声音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直接加入国际组织，成为其成员，例如：中国科协系统的131个国家一级的协会和学会代表中国加入到261个科技类国际组织之中。
第二，建立国内民间组织网络与国际相关组织对接，例如中国民促会利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的平台，先后在天津、杭州协调和组织了60家国内民间组织代表讨论气候变化应对方案民间行动计划，并在墨西哥坎昆递交给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各方代表，形成了独特的民间社会声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其15家成员中，93%的成员来自草根环保民间组织，这说明草根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
第三，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例如在中国民促会2010到2012年三年中参加国际事务的121场活动中，65%以上都是以项目合作和项目研讨的方式进行的。
政府对外援助缺乏民间参与
《华夏时报》：放眼世界，民间组织的全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对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我国民间组织而言，在国际交往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黄浩明：在如今的对外交往中，除了政府与企业之外，民间组织也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代表。但是，与成绩显赫的政府外交和收效颇多的企业“走出去”战略相比，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遇到的难题和挑战还不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竟然还没有涉及到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规定的法律，即使在国务院颁布的社团、民非和基金会三个管理条例中，也找不到任何给民间组织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的依据，而对于管理制度存在着的审批方式和方法规定也不十分清晰，同时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2010年，在全世界拥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OCSOC）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3534家机构中，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民间组织只有35家，仅占1%，这对开展民间外交产生了局限性。
《华夏时报》：这也会导致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很少；另一方面，我国的民间组织在响应国际社会方面也可能会“无所适从”。
黄浩明：对。这也正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即工作思路狭窄，规模小。从中促会的统计来看，大多数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都局限于参加国际会议和区域活动，还没有真正形成实体类的民间组织在海外设立的办事处和工作执行机构。这点比中国台湾地区的“慈济”相比落后20年。而近邻日本国内从事国际合作的民间组织就达到了354家。
《华夏时报》：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民间组织在国际化方面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黄浩明：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要求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包括高度的国际视野、广博的知识面、良好的政治素质、专业化知识和良好的多语言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参与国际事务的经历、熟练的沟通能力、较强合作意愿和较好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显然，中国民间组织的人才现状与上述要求明显不匹配。进一步而言，正是因为缺乏专业人才，我国的民间组织普遍存在缺乏全球化、国际化意识，甚至把国际化、全球化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等不正常现象。
另外，由于民间与政府沟通机制的缺乏，导致政府资金支持不够也是问题之一。在北美和欧洲，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途径则是多样的，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援助资金是通过民间组织走向世界的，其合作模式是政府与本国从事国际事务的民间组织合作，将资金转入本国民间组织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再由本国民间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开展合作。而目前我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运作主要通过政府机构负责实施，并没有通过民间组织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华夏时报》：这也导致我国政府对外援助中缺少民间参与。
黄浩明：对。我国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中还没有将民间的力量考虑进去，当然，我国目前的NGO的整体发育低下，能力不足，民间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缺乏政府资金的支持。客观上，在政府的外援机制中缺乏参与机会，而形成参与程度很低，所以，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因此，目前是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良好机会，民间组织也应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参与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工作，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加强与国际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我们国家整体的软实力。
《华夏时报》：看来，与西方的民间组织的先进的发展方法和管理方式相比，我国的民间组织国际化还很“落伍”。
黄浩明：是的。与西方的民间组织已发展得相对成熟相比，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正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目前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仍然是国家一级的协会、学会、基金会和促进会。尽管自2002年8月一批草根环保民间组织参加约翰内斯堡地球环境峰会（WSSD）以来，中国草根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整体而言，我国草根组织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落后于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GONGO）。因此包括广大草根组织在内的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我国民间组织实现国际化之路如何前行？
黄浩明：客观上讲，我国民间组织国际化挑战和机会并存，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只花费掉十年工夫，成效明显；作为民间组织走向国际依然有较多的机会，例如中央政府重视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重视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型的民间组织也随着经济发展初露锋芒。
尽管如此，在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中尚有不少难题和挑战的背景下，民间组织一方面需要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国际性的民间机构和国际多双边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自身努力，即在交流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民间组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提高我国整体外交战略做出贡献。
“尽管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难题和挑战自然也很多。”近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黄浩明看来，中国民间组织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也需要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自身努力，即在交流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
民间组织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
《华夏时报》：在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国际惯例，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我国的民间组织国际化的现状是怎样的？
黄浩明：根据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共有国际及其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583个，占2011年度462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0.013%，其中社会团体51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7个和基金会27个，分别占2011年度社团、民非和基金会总数的0.021%、0.018%和1.03%。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及涉外组织类社会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显得比较小。可以说，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我国民间组织也是近5年才开始走向国际的。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有一个海外联络部，在英国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0年在苏丹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为中国民间组织走向非洲的典型案例；中华慈善总会在2007年承办了中国大陆最大的民间捐赠工程，交付印尼海啸灾民使用。这三个案例也同时表明我国公益组织已经涉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标志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步入国际轨道。
《华夏时报》：民间组织成为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一个新兴角色，其重要性日益增强，其实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之一。
黄浩明：不错。近年来，随着民间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培育、引导和发展民间组织并注意发挥它们独特的作用。在我国也是如此，在国内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民间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并逐步走向国际交往的舞台，且显现出了良好、有力的成长势头。
《华夏时报》：依你来看，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渠道都有哪些？
黄浩明：我国民间组织积极表达民间的立场和声音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直接加入国际组织，成为其成员，例如：中国科协系统的131个国家一级的协会和学会代表中国加入到261个科技类国际组织之中。
第二，建立国内民间组织网络与国际相关组织对接，例如中国民促会利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的平台，先后在天津、杭州协调和组织了60家国内民间组织代表讨论气候变化应对方案民间行动计划，并在墨西哥坎昆递交给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各方代表，形成了独特的民间社会声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其15家成员中，93%的成员来自草根环保民间组织，这说明草根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
第三，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例如在中国民促会2010到2012年三年中参加国际事务的121场活动中，65%以上都是以项目合作和项目研讨的方式进行的。
政府对外援助缺乏民间参与
《华夏时报》：放眼世界，民间组织的全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对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我国民间组织而言，在国际交往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黄浩明：在如今的对外交往中，除了政府与企业之外，民间组织也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代表。但是，与成绩显赫的政府外交和收效颇多的企业“走出去”战略相比，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遇到的难题和挑战还不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竟然还没有涉及到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规定的法律，即使在国务院颁布的社团、民非和基金会三个管理条例中，也找不到任何给民间组织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的依据，而对于管理制度存在着的审批方式和方法规定也不十分清晰，同时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2010年，在全世界拥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OCSOC）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3534家机构中，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民间组织只有35家，仅占1%，这对开展民间外交产生了局限性。
《华夏时报》：这也会导致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很少；另一方面，我国的民间组织在响应国际社会方面也可能会“无所适从”。
黄浩明：对。这也正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即工作思路狭窄，规模小。从中促会的统计来看，大多数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都局限于参加国际会议和区域活动，还没有真正形成实体类的民间组织在海外设立的办事处和工作执行机构。这点比中国台湾地区的“慈济”相比落后20年。而近邻日本国内从事国际合作的民间组织就达到了354家。
《华夏时报》：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民间组织在国际化方面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黄浩明：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要求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包括高度的国际视野、广博的知识面、良好的政治素质、专业化知识和良好的多语言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参与国际事务的经历、熟练的沟通能力、较强合作意愿和较好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显然，中国民间组织的人才现状与上述要求明显不匹配。进一步而言，正是因为缺乏专业人才，我国的民间组织普遍存在缺乏全球化、国际化意识，甚至把国际化、全球化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等不正常现象。
另外，由于民间与政府沟通机制的缺乏，导致政府资金支持不够也是问题之一。在北美和欧洲，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途径则是多样的，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援助资金是通过民间组织走向世界的，其合作模式是政府与本国从事国际事务的民间组织合作，将资金转入本国民间组织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再由本国民间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开展合作。而目前我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运作主要通过政府机构负责实施，并没有通过民间组织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华夏时报》：这也导致我国政府对外援助中缺少民间参与。
黄浩明：对。我国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中还没有将民间的力量考虑进去，当然，我国目前的NGO的整体发育低下，能力不足，民间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缺乏政府资金的支持。客观上，在政府的外援机制中缺乏参与机会，而形成参与程度很低，所以，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因此，目前是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良好机会，民间组织也应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参与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工作，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加强与国际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我们国家整体的软实力。
《华夏时报》：看来，与西方的民间组织的先进的发展方法和管理方式相比，我国的民间组织国际化还很“落伍”。
黄浩明：是的。与西方的民间组织已发展得相对成熟相比，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正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目前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仍然是国家一级的协会、学会、基金会和促进会。尽管自2002年8月一批草根环保民间组织参加约翰内斯堡地球环境峰会（WSSD）以来，中国草根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整体而言，我国草根组织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落后于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GONGO）。因此包括广大草根组织在内的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我国民间组织实现国际化之路如何前行？
黄浩明：客观上讲，我国民间组织国际化挑战和机会并存，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只花费掉十年工夫，成效明显；作为民间组织走向国际依然有较多的机会，例如中央政府重视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重视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型的民间组织也随着经济发展初露锋芒。
尽管如此，在我国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中尚有不少难题和挑战的背景下，民间组织一方面需要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国际性的民间机构和国际多双边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自身努力，即在交流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民间组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提高我国整体外交战略做出贡献。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