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财产公示涟漪
摘要：在中央高层发出反腐最强音之后，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今年广州两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江海波 广州报道
在中央高层发出反腐最强音之后，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今年广州两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
最早提出这个话题的是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他不仅向市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提案，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广州能够实行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我愿意做第一个带头的。”但是，他说，“必须要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来推动。”
范松青的突然之举，让广州乃至全国政界一片哗然。就在同一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也在“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上炮轰官员财产公开“久拖不决”。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张曙光对广东省拿南沙等地做试点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持否定态度，因为“这种小范围的试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应该有更高层面的官员自上而下的推动。张曙光还建议，可以对官员的灰色收入不明财产实行特赦，以减轻财产公开的阻力。
官员率先晒家财
一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厅局级公务员，却在临近退休时做了一件令全国侧目的大事。
在刚刚闭幕的广州两会上，范松青提交了一篇全文5000多字的《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其中，他用了近4000字的前言来阐述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性。
范松青认为，广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理应先行先试，拿出当年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胆识和勇气，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
他在提案末尾原本只是写道，“只要市委有要求，我愿意以身作则，带头公开自己及家庭的全部财产。”却不料在记者的鼓动下临时起意，率先在媒体上公开自己“只有一套72平方米的房产”。
范松青的举动接连几天都在持续发酵。在提案与自晒家财行为被媒体报道之后，有对他的行为称赞的，当然也有质疑的。而他的行为，无疑在广东政府官员内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在今年广州“两会”期间，处于风口浪尖的南沙区委书记丁红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全力支持范松青的行为，并表示自己也“肯定会带头晒”。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杨建城也称：“只要上级有规定，我赞同官员公开财产，也乐意公开自己的财产。”
而就在中央高层连续发出反腐强音之后，1月23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表示，广州市选择南沙区作为试点先行，市委常委会已经审批通过，并报上级批准，公示方式和内容由上级来定。“我本人表个态，如果接到通知要进行公示，我会带头公示。”
专家建议特赦贪官
范松青在提案中对当前官员财产公开的现状颇为不满。他说，早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明确建议，在相关法律中研究解决“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的问题。他还通过大量事例印证西方国家实行阳光法案对惩治腐败的有效性，甚至近在身边的不少亚洲国家都进入了实施阳光法案的大家庭。
范松青说：“越拖只会越被动，越令人民群众不满意。”可以说，身处官场之中的范松青所能感受到的危机感，亦是政界、学界乃至全社会的一种共识。
最近一年多来，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亦在多种场合表明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当下，他认为最应该率先实施的则是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
11月23日，天则所发布的由张曙光主持的《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可有多种选择，而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则是其中重要的选项之一”。
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公开财产必须由最高层决策，包括全部主要官员，从上而下，逐步实施。”
他进而用澳门在新年伊始，立法会全票细则性通过《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法案来表明中国内地需要从全盘考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澳门的法案规定，从特区行政长官直至国有企业负责人都需要通过法院互联网向公众公示自己的家庭财产。
张曙光认为，改革的呼声与贪腐之间的矛盾已然是一个死结，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和和解。
早在10年前，著名反腐专家、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王明高就曾提出设立退赃账户与赦免贪官原罪来解开这个社会死结。在谈到特赦问题的依据时，张曙光与现任湖南商学院副校长的王明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提到了香港廉署1974年反腐时的先例。当时，香港廉署力惩警界日益严重普遍的贪腐现象，三年时间抓捕警员无数，以致后来警员到廉署前游行，时任港督审时度势对所有警员过去的贪腐行为实行大赦，既往不咎。
张曙光说，豁免原罪，不予追究，才能使其放心公布财产。“但也不能完全由其侵吞和占有不合法的财产。缩小不公的可行办法是，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视为一次性灰色收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将其利益还给百姓，如充实社保基金。”
时至今日，与王明高当年提出特赦贪官时网上一边倒的骂声似乎已有所不同，张曙光告诉记者，他此前在多个场合谈了他的观点之后作过问卷调查，赞同率最高的一次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讲座，达63%；赞同率最低的一次是上个月在上海，由刚刚去世的邓正来主持的一次学界会议上，只有21%。
在中央高层发出反腐最强音之后，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今年广州两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
最早提出这个话题的是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他不仅向市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提案，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广州能够实行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我愿意做第一个带头的。”但是，他说，“必须要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来推动。”
范松青的突然之举，让广州乃至全国政界一片哗然。就在同一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也在“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上炮轰官员财产公开“久拖不决”。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张曙光对广东省拿南沙等地做试点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持否定态度，因为“这种小范围的试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应该有更高层面的官员自上而下的推动。张曙光还建议，可以对官员的灰色收入不明财产实行特赦，以减轻财产公开的阻力。
官员率先晒家财
一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厅局级公务员，却在临近退休时做了一件令全国侧目的大事。
在刚刚闭幕的广州两会上，范松青提交了一篇全文5000多字的《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其中，他用了近4000字的前言来阐述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性。
范松青认为，广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理应先行先试，拿出当年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胆识和勇气，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
他在提案末尾原本只是写道，“只要市委有要求，我愿意以身作则，带头公开自己及家庭的全部财产。”却不料在记者的鼓动下临时起意，率先在媒体上公开自己“只有一套72平方米的房产”。
范松青的举动接连几天都在持续发酵。在提案与自晒家财行为被媒体报道之后，有对他的行为称赞的，当然也有质疑的。而他的行为，无疑在广东政府官员内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在今年广州“两会”期间，处于风口浪尖的南沙区委书记丁红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全力支持范松青的行为，并表示自己也“肯定会带头晒”。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杨建城也称：“只要上级有规定，我赞同官员公开财产，也乐意公开自己的财产。”
而就在中央高层连续发出反腐强音之后，1月23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表示，广州市选择南沙区作为试点先行，市委常委会已经审批通过，并报上级批准，公示方式和内容由上级来定。“我本人表个态，如果接到通知要进行公示，我会带头公示。”
专家建议特赦贪官
范松青在提案中对当前官员财产公开的现状颇为不满。他说，早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明确建议，在相关法律中研究解决“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的问题。他还通过大量事例印证西方国家实行阳光法案对惩治腐败的有效性，甚至近在身边的不少亚洲国家都进入了实施阳光法案的大家庭。
范松青说：“越拖只会越被动，越令人民群众不满意。”可以说，身处官场之中的范松青所能感受到的危机感，亦是政界、学界乃至全社会的一种共识。
最近一年多来，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亦在多种场合表明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当下，他认为最应该率先实施的则是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
11月23日，天则所发布的由张曙光主持的《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可有多种选择，而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则是其中重要的选项之一”。
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公开财产必须由最高层决策，包括全部主要官员，从上而下，逐步实施。”
他进而用澳门在新年伊始，立法会全票细则性通过《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法案来表明中国内地需要从全盘考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澳门的法案规定，从特区行政长官直至国有企业负责人都需要通过法院互联网向公众公示自己的家庭财产。
张曙光认为，改革的呼声与贪腐之间的矛盾已然是一个死结，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和和解。
早在10年前，著名反腐专家、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王明高就曾提出设立退赃账户与赦免贪官原罪来解开这个社会死结。在谈到特赦问题的依据时，张曙光与现任湖南商学院副校长的王明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提到了香港廉署1974年反腐时的先例。当时，香港廉署力惩警界日益严重普遍的贪腐现象，三年时间抓捕警员无数，以致后来警员到廉署前游行，时任港督审时度势对所有警员过去的贪腐行为实行大赦，既往不咎。
张曙光说，豁免原罪，不予追究，才能使其放心公布财产。“但也不能完全由其侵吞和占有不合法的财产。缩小不公的可行办法是，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视为一次性灰色收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将其利益还给百姓，如充实社保基金。”
时至今日，与王明高当年提出特赦贪官时网上一边倒的骂声似乎已有所不同，张曙光告诉记者，他此前在多个场合谈了他的观点之后作过问卷调查，赞同率最高的一次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讲座，达63%；赞同率最低的一次是上个月在上海，由刚刚去世的邓正来主持的一次学界会议上，只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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