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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遭遇信任危机

作者：严葭琪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1-11 23:11:00

摘要：在中国文学和商业日益零距离的今天，文学要获得成功靠的并不是高水准，而必须借助于文学之外的力量来提升影响力。

中国文学遭遇信任危机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严葭琪北京报道

2012年，中国文学因为莫言的获诺奖被镀上了一层熠熠闪光的金辉。诺奖让中国最普通的读者开始关注中国纯文学，也让莫言的著作畅销。但在这层金辉下的中国文学，其实仍是实实在在的平淡和沉寂。

总体平淡

2012年12月26日，一年一度的“《当代》长篇小说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落下帷幕，周大新的《安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格非的《隐身衣》、叶广芩的《状元媒》、马原的《牛鬼蛇神》获得年度“五佳”，其中《安魂》以一票优势当选为年度“最佳”。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举办的“《当代》长篇小说2012年度论坛”目前已举办9年，每年正式发表出版的长篇都可以参选，其“零奖金，全透明”的评奖风格为媒体和读者称道，也是业界最具代表性的奖项之一。

“这5部作品是由有代表性的专家、媒体和读者共同评出来的，它反映的是2012年中国文学全年的创作状况，但质量也就这样。”《当代》杂志副总编洪清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这5部作品的平平，反映的也是中国文学全年创作状况的平平。2012年整个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特别令人振奋的作品。”

据洪清波介绍，此次参选的作家作品中，既有阎连科、马原等50后作家的新作，也有孙睿、阿乙、鲁敏、安意如等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还有像南派三叔等类型作家的作品，题材和范围也算广泛，但即便在评出来的“五佳”中，也只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而《我不是潘金莲》的成功，其实是刘震云本人的成功。”洪清波表示，《我不是潘金莲》通过一个类似秋菊的女人的告状，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和中国的热点问题串了一遍，从文学角度来说其实一般，“大人物说一句普通的话，也比普通人说句精彩的话影响力要大，刘震云只是做到了大人物说一句不那么普通的话吧。”

至于《安魂》，洪清波评价，“这是一本从个人私事，写出公共情感和思考的书。”《安魂》写的是一个父亲和即将病逝的儿子坦诚而揪心的对话。父亲在对话中回望自己的人生，发出痛彻心肺的忏悔；而儿子则在对话中细说自己对死亡的体验，告知天国的奇异图景。“《安魂》打动读者的不仅是父子之情，而是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反省，所以本质上是怎么做父亲的问题。”该书虽然动人，但洪清波表示，它的影响力和销量都很一般，除《我不是潘金莲》是畅销书外，“五佳”的其余3本都不太好，“都是在圈内有点儿影响力，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力。”

对于近些年中国文学的状况，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萨支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总体平淡”，“就我的阅读来看，近几年没有出现特别好的作家和作品，2012年也没有特别能打动我的作品。稍微活跃些的作家，像阎连科，都不是我看好的。他可能写得不错，但不是我喜欢的。”

“从短篇小说来讲，我比较喜欢苏童，因为他有比较高的短篇小说技巧；长篇，我比较喜欢王安忆。以前还喜欢过余华、韩东、朱文等，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小说家。包括前几年韩东的作品都不错，但他们近些年作品比较少。”其中原因，萨支山认为，“作家不是写作机器，不能要求一个作家一直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写一段时间作家就得挑战自己，所以必须有一些时间的沉淀，才能有好的作品。”

对于好作家好作品的出现，萨支山表示，“不能要求一个社会有多少优秀的作家，那是不正常的。偶尔几十年出一个好作家，就很好；也不能天天指望有好作品。而目前确实是一个文学比较平淡的年代。“而文学特别兴盛的年代，其实也是社会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才会产生一些伟大的作品。”

他表示，这个时代虽然可写的东西很多，但其实都是题材问题，对于作家的思考和历史来说，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个之前是指现代以来，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进。”

“中间代”的尴尬

2012年，中国文学和出版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中间代”。这个作家群多数是一些“70后”作家，其中有薛忆沩、苗炜、冯唐、阿丁、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和曹寇等。“中间代”既没赶上文学热的好时代，也没有成为文学市场的青春偶像，他们也许写出了好作品，但却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他们的作品很好，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他们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文学热的时期，现在其实是没有太多读者关注他们，他们要脱颖而出也比较难。”萨支山认为，关于代际的划分，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利和话语的考量。

“中间代”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作家已不年轻，“他们是一拨40岁左右的作家，他们的前面有60后那拨作家压着他们，像韩东、朱文，再往前的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等，所以在研究这拨70后作家时，需要给他们一个命名。”萨支山说，“‘中间代’是文坛制造引发关注的一个概念，因为单个作家已经很难蹦跶出来了，所以以一个群体的力量来呈现，可能会更有力量些。就像余华、苏童当年刚出道时，也以先锋派等群体面貌出现一样。”

“就是炒炒而已，其实并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但大家很希望他们能出来，所以就拔苗助长了一下，但也没有拔出来。”洪清波直言，“在整个书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概念救不了任何人，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是那句话：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诺奖的力量

2012年，中国文坛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既圆了国人盼望多年的诺奖梦，也让中国文学和出版界辉煌了一把。据报道，在莫言获奖后的60天里，仅当当网莫言作品的销量总额就超过2000万元，其中《蛙》更卖出了80余万册。

但在莫言作品大卖的同时，却是中国纯文学遭遇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莫言作品被追捧的火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好作品的匮乏，或者是即便有好作品也遭遇冷落。这一冷一热不禁让人疑虑：莫言的获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有多大？中国文学和出版业，是否会因为诺奖而迎来春天？

对此，萨支山认为，莫言的获奖只会增加一些文学作品甚至只会增加一些莫言作品的销量，会鼓舞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会增强一些作家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从读者层面来说，那些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人，可能会看一些莫言的作品。“对于整个的文学产域和气氛，不会有什么改变。这很正常，而且我觉得，不要期望莫言获诺奖，就会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

洪清波也表示，莫言获奖的最大的影响是，“让从来不读纯文学的人，也关注了纯文学中的事。他不见得关心纯文学，但他可能关心下纯文学的事，把文学圈的事作为一个话题和圈子来关注，也就这样了。这道理就像杨振宁得了诺奖，大家就都去关心物理学吗？也就是了解下杨振宁本人而已。莫言得奖也一样，莫言的书很畅销。我相信看莫言书的很多人，原来是不看纯文学书的。”

的确，莫言是中国文学的最大获益者，甚至几乎是唯一的获益者。在亚马逊中国2012年的年度榜中，莫言作为唯一一位纯文学作家首度跻身其中，且是前10中的第三。而早在一年前的2011年最畅销图书作家榜单的前100名中，都难觅莫言的身影。

在中国文学和商业日益零距离的今天，文学要获得成功靠的并不是高水准，而必须借助于文学之外的力量来提升影响力。而诺奖的明星效应，却足以诞生销售“黑马”。这是中国文学的衰落，还是中国文学的正常？这个问题在文学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萨支山表示，目前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其实是中国文学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热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现在是中国文学一个正常的状态，有志于写作和表达的作家可以静下心来写，可以不必为名利去写，而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过多考虑市场的话，他应该是比较淡定的。”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文学界其实也发生了不少的事，除了年初的韩寒被质疑事件，即便是莫言获诺奖这样的喜事，也有不少的争议，中国文学似乎正遭遇一场信任危机。但萨支山认为，韩寒事件和文学关系不大，无所谓危机。而关于莫言获奖的争议，“在我看来是左右两派的争议，莫言只不过正好成为一个对象而已。这既不会影响莫言的写作，也不会影响其他中国作家的写作。至于危机，我不太清楚具体指什么？是因为莫言这种唯唯诺诺的人都能获诺奖，所以中国文学会丧失为社会呐喊的勇气？还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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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顾彬：小说不如诗歌

中国作家在1949年以后，他们觉得对国家有责任，所以无论有什么错的政治，他们都跟着走，他们不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他们不觉得文学是他们惟一的、最重要的对象。从1992年以后看，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也渐渐迈上了走向市场的路子。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很多1980年代非常红的作家，现在他们的名字、作品很少被国人听说，但是在德国还有很多人记住了他们。莫言、虹影、棉棉、卫慧、余华，他们的作品在德国卖得特别好，但是他们的读者都不是学者、文学家，而是一般的读者，重要的报纸都不会评论。如果评论的话，会讽刺他们的作品。

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作家不是在创作，是在玩文学。而中国当代诗人不一样，现在在德国被承认的作品，都是诗人的作品。北岛、多多、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王小妮、翟永明，他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诗人相比。

许纪霖：缺少有思想的文学

许纪霖便是莫言获诺奖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微博上说：“莫言是第四位获诺奖的中国人，心情异常复杂。”

他认为，一个作家是否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要看他的作品，更要看他本人是否对文学真诚。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讲时曾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而三年之后他却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政治标准第一。“他也是经历过文革痛苦记忆、经历过文学被政治戕害时代的作家，原来的文学信念哪里去了？如果没良心抄写《讲话》，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

许纪霖承认，莫言是当代文学的巨人。但他认为，莫言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这很可悲。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敬泽：类型文学大力发展

中国文学的这10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新世纪文学”。近10年的中国文学，无论是从内部状况，还是从外部关系来说，都有很大的变化。

10年来文学的消费性有了迅猛的发育。比如说，10年前我们基本没有类型文学，我们对类型文学的需求大都是靠港台作家来满足的。但现在，类型文学特别是网络上的类型文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正常的文学生态本来就应该有消费功能，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缺课。不过，考量文学，不能仅仅考量它的消费性，文学还应有更高的志向，那就是对文化的责任，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责任，在这方面，文学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