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数效应的难题
摘要:制度红利,如果仅仅是靠想象,那可行不通!制度红利,最终是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有弹性。
今天研究个技术问题,叫做乘数!更准确地讲,是经济学术语中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理解英文,我给你讲,其实翻译成中文,最好的意译就是——四两拨千斤。
一种标准的乘数效应说,当政府投资或者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
这第一种乘数效应,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坚持。他们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于货币政策则认为存在流动性陷阱,乘数效应即使有也没有财政政策效应大。而相对立的货币主义者就不这么想,他们相信第二种乘数效应,认为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对于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比财政刺激来得大,并且,一个政府赤字过多是不可取的。
当然,还有第三种人,既不相信财政刺激的乘数,也会厌恶货币政策的乘数,可惜他们得不到任何政策决策者的实际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就应该无所作为。
为什么要啰嗦这么多术语?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这么对着乘数干。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情况下,要刺激经济怎么办?无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手。两手怎么个搭配法,这真是一个难题。有的人,放松货币,缩紧财政,比如欧洲;有的人,放松货币,试图维持财政,比如美国;还有的人,稳住货币,放松财政,比如中国。
不一样的做法,最大的理由,当然还是对于上面两种乘数效应的信任程度和强度判断不一致。最近看到两组乘数效应的对比,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说明各大经济体间的区别。
第一组乘数来自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的引用。他认为,现在欧洲人甚至美国人都在犯两个非常突出的关键性错误。第一,低估了财政乘数,即政府支出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第二,高估了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高估了印钞票对财政紧缩的抵消程度。
按照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大家基本采用了0.6的财政乘数:也就是政府每减少一美元的支出,经济只会收缩60美分。所以,欧洲国家会对债务危机下紧缩财政如此大胆放心。但是,经过2012年糟糕的经济表现后,有人开始发现并承认“这两年的平均财政乘数应该是1.3——比我们原来预测的两倍还要多——这才能解释2011年到2012年GDP的疲弱水平”。也就是说,政府每减少一美元的支出,经济会收缩1.3美元。
与这个乘数错误伴随的是第二个错误,假定货币扩张会有效地消除财政紧缩,但实际结果是货币的乘数效应并不如想象,“英美两国先后几轮量化宽松政策……额外加印的货币很大程度上还滞留在银行系统,从未流入实体经济。”
两个错误加在一起,结果大家都看得到。如果这两个错误不能在2013年被清楚地认识到并纠正,欧美的经济能好到哪里去?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又能好到哪里去?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关心的要点。
第二组乘数来自《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欧乐鹰的引用。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欧乐鹰引用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是中金公司的估计,政府每支出人民币一元将产生一至两元的产出。那么,如果减少GDP中国投资的比例,意味着对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下降,这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乘数效应,而且强度很大。
第二个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援引的中国家庭调查数据估计,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约为30%,意味着家庭收入每增加人民币一元,需求仅会增长0.7元,另外0.3元被存下来。所以,提高家庭收入不会产生对等的刺激消费的作用,按照这个乘数,消费的增长并不快。投资减少,对GDP的负面乘数大;收入增加,对GDP的正面乘数不大,一减一增下来,总体效益是在短期内的GDP增速下滑。
在继续分析了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前景之后,欧乐鹰的预测是,跟踪中国经济的资本市场的指数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不会有超出预期的表现。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无论是分析了欧美的乘数难题,还是中国的乘数难题,都指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2013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前大家所冀望的那般的景气。
有意思的是,研究乘数,其实讨论的只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可能还不是乐观者关注的重点。乐观者关注的是改革的制度红利。的确,A股有A股的政治面,但是这种政治面的展开应是短期的吗?当然不是。改革的制度红利的释放,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缓慢的。市场要是挖掘得过度了必然遭遇失望,失望之后,暴涨之后是暴跌。
制度红利,如果仅仅是靠想象,那可行不通!制度红利,最终是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有弹性。人家美国欧洲没有什么制度改革难题吧?但是乘数效应的难题该有还有。(作者为本报编委)
一种标准的乘数效应说,当政府投资或者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
这第一种乘数效应,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坚持。他们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于货币政策则认为存在流动性陷阱,乘数效应即使有也没有财政政策效应大。而相对立的货币主义者就不这么想,他们相信第二种乘数效应,认为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对于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比财政刺激来得大,并且,一个政府赤字过多是不可取的。
当然,还有第三种人,既不相信财政刺激的乘数,也会厌恶货币政策的乘数,可惜他们得不到任何政策决策者的实际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就应该无所作为。
为什么要啰嗦这么多术语?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这么对着乘数干。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情况下,要刺激经济怎么办?无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手。两手怎么个搭配法,这真是一个难题。有的人,放松货币,缩紧财政,比如欧洲;有的人,放松货币,试图维持财政,比如美国;还有的人,稳住货币,放松财政,比如中国。
不一样的做法,最大的理由,当然还是对于上面两种乘数效应的信任程度和强度判断不一致。最近看到两组乘数效应的对比,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说明各大经济体间的区别。
第一组乘数来自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的引用。他认为,现在欧洲人甚至美国人都在犯两个非常突出的关键性错误。第一,低估了财政乘数,即政府支出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第二,高估了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高估了印钞票对财政紧缩的抵消程度。
按照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大家基本采用了0.6的财政乘数:也就是政府每减少一美元的支出,经济只会收缩60美分。所以,欧洲国家会对债务危机下紧缩财政如此大胆放心。但是,经过2012年糟糕的经济表现后,有人开始发现并承认“这两年的平均财政乘数应该是1.3——比我们原来预测的两倍还要多——这才能解释2011年到2012年GDP的疲弱水平”。也就是说,政府每减少一美元的支出,经济会收缩1.3美元。
与这个乘数错误伴随的是第二个错误,假定货币扩张会有效地消除财政紧缩,但实际结果是货币的乘数效应并不如想象,“英美两国先后几轮量化宽松政策……额外加印的货币很大程度上还滞留在银行系统,从未流入实体经济。”
两个错误加在一起,结果大家都看得到。如果这两个错误不能在2013年被清楚地认识到并纠正,欧美的经济能好到哪里去?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又能好到哪里去?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关心的要点。
第二组乘数来自《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欧乐鹰的引用。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欧乐鹰引用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是中金公司的估计,政府每支出人民币一元将产生一至两元的产出。那么,如果减少GDP中国投资的比例,意味着对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下降,这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乘数效应,而且强度很大。
第二个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援引的中国家庭调查数据估计,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约为30%,意味着家庭收入每增加人民币一元,需求仅会增长0.7元,另外0.3元被存下来。所以,提高家庭收入不会产生对等的刺激消费的作用,按照这个乘数,消费的增长并不快。投资减少,对GDP的负面乘数大;收入增加,对GDP的正面乘数不大,一减一增下来,总体效益是在短期内的GDP增速下滑。
在继续分析了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前景之后,欧乐鹰的预测是,跟踪中国经济的资本市场的指数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不会有超出预期的表现。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无论是分析了欧美的乘数难题,还是中国的乘数难题,都指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2013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前大家所冀望的那般的景气。
有意思的是,研究乘数,其实讨论的只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可能还不是乐观者关注的重点。乐观者关注的是改革的制度红利。的确,A股有A股的政治面,但是这种政治面的展开应是短期的吗?当然不是。改革的制度红利的释放,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缓慢的。市场要是挖掘得过度了必然遭遇失望,失望之后,暴涨之后是暴跌。
制度红利,如果仅仅是靠想象,那可行不通!制度红利,最终是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有弹性。人家美国欧洲没有什么制度改革难题吧?但是乘数效应的难题该有还有。(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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