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极其繁荣的一年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苏小和
    1919年，被经济史学家称为“极其繁荣的一年”，或者是“极有成效的一年”，“创造了纪录的一年”。中国的一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非常明显，包括重庆、上海、汉口、温州和芜湖在内的城市，普遍成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热点。与整体的景气上升相适应的现实则是，绝大多数企业家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利好因素，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比如大量的西方进口商品所带来的旺盛的市场需求；外国企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退出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相对压力状态；以及大量新技术、新机器设备以相对低的价格源源不断地从欧美进口过来。
    如果说迅速兴起的商业民间自治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企业家阶层上升的内在动因，那么，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则是外在动因。史学家认为，对于在几百年之间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下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事实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风云骤起，长年在中国市场图谋商业发展的欧美各国，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中国事务就显得无足轻重。最明显的格局变化是，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在1915年之后迅速减弱，他们昔日在山东的领地，先是被日本人占据，1917年，中国参加到协约国体系之中，山东被占领土地的大部分主权，如今真正回到了中国的手中。英国的影响力的减退，则主要是一种商业力量的式微。比如，1919年英国出口到中国市场上的棉纺织品，与一战之前水平相比，竟然迅速减少到了当年的48%。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也是同样呈现减少的态势。相比之下，只有日本和美国因为参与到一战的程度不深，因而能够维持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利益格局。
    如此局面之下，企业家的撤离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是金融家把资本抽调回国，以备战争之需，一方面则是大量的企业人员响应国内战争动员令，回国应征，上了战场。几乎所有参战国在中国的公司都停止了营业。这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短期之内带来了一种类似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效应。一方面，进口的数量越来越少，外国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明显的贸易数据是，1913年中国从国外进口的棉布达到1900万匹，250万担面纱，但到1919年前后，进口规模锐减到1400万匹，130万担面纱。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市场对原料和食品需求的明显增长，以及欧洲参战各国对用于军事的有色金属原料品的有效需求，拉动了市价，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出口能力迅速攀升。相关的出口产品普遍扩大了规模，比如植物油、皮革、羊毛、面粉、鸡蛋，甚至包括蔬菜和红茶。这样的出口格局，远远超越了曾经非常红火的茶叶出口和生丝出口。而中国市场，刚好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有效出口。
    经济的利好因素远远不止于此。当西方参战各国集中购买力进口中国原料，国际市场上的白银市价开始大幅升值，很快就拉动了中国银两的快速升值。这又是一个双向利好的因素。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在世界市场得到加强，一方面又减少了中国对外债务的支付额度。众所周知，在国家签订债务合同的条款中，通常都是以金本位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这种局面下，中国白银迅速成为最为坚挺的货币之一，过去需要足额支付的一亿元债务款项，如今在白银升值的背景下，只需要支付7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无论是在贸易层面，还是在货币层面，迅速构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有趣的是，事关中国市场的新一轮发展，享受利好因素的不仅只有中国本土企业家，美国和日本由于距离一战相对较远，因而抓住中国的市场契机，取得了大面积的扩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据，主要采用了金融投融资的手段，在金融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亚洲银行公会将美国一部分实力雄厚的托拉斯的股份集中在一起，参股大量中国企业，甚至成为中国公司的大股东，很快就扩大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并进而扩大了中美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到19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中所占比重，进口贸易达到11%，出口贸易达到20% ，这为日后美国经济力量深度参与到民国的经济与企业之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应该说，一战所带来的全球贸易利好因素和美日在中国市场的深度扩张，在市场规模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学家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资产阶级正式进入所谓黄金时代。与之相关的市场秩序，是值得后人反复讲述的。
    首先，依然是战争带来的利好因素，并没有跟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整个欧美市场对于原料和食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而是持续增加。这或者是缘于战后的市场重建，缘于大量的人们经过兵荒马乱之后巨大的饥饿感，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具体渴望。中国市场上源源不断的日用生活产品找到了远距离的出口之地，东南沿海各大商业口岸的贸易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几乎忙个不停，造就了市场交易极其繁荣的景象。其次，是汇率的上升，竟然推高了中外贸易的规模性增长。市场的图景是这样的，欧洲市场对原料和食品的需求十分迫切，大量的买家竟然不顾货币汇率，愿意用高价来购买从中国而来的商品。这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消费局面，不断拉高中国银元对欧洲各国货币的比率，从1916年开始连连上涨，到1920年，中国银元每两已经能够兑换1.48美元。这完全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双向利好的市场格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拉高汇率，而汇率的上升，又推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这样旺盛的市场形势，从一战开始就持续火爆，甚至在战争停止之后，仍然继续走高。
    相关的产业格局也被拉动起来，其中受益最明显的产业，当属运输业，尤其是海上运输，包括招商局在内的各大水上运输公司，各大在华洋行，可以说是生意盈门。“对于纺织设备材料来说，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那些购买者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迅速提货，而不是价格问题”。1919年开春，一家并不显赫的运输洋行，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就收到了20多张订单，普遍都是急于购买工业设备的订单，包括铁路、面粉厂、榨油厂等等工业行业，商品有机车、车厢、电气设备和纺织工业流水线设备等等。
    1919年，的确是“极其繁荣的一年”。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经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左右逢源，生意兴隆。出口贸易火爆，世界市场几乎依赖中国的商品，进口贸易方面又得益于汇率的提升之后巨大的购买力，让中国市场具有不错的定价权。美元在贬值，中国银元在升值，带来的当然是一帆风顺的交换。中国的企业家开始大面积享受这种市场的利好因素，各种现代化的经济部门，各种有志于世界市场的企业和企业家纷纷鹊起，中国经济第一次如此健康，如此全面地加入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