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信贷偏松
摘要：在“淡化速度，讲求质量”的经济政策定位之下，2013年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微妙调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刘飞 北京报道
12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宏观调控和货币财政政策领域，突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明确提出了逆周期，支持融资总规模与信贷增长的态度更加明确。
在宏观货币政策上，“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的表述，释放出货币适度宽松的信号。多位专家分析，在宽财政的主基调下，货币政策很可能会稳中偏松。
“从各家银行的汇总目标和监管部门确定的目标来看，2013年的新增贷款在8.5万亿到9万亿之间。”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此，广义货币M2目标增速设定为12%就可以完成这一目标。
如何“稳中偏松”
在“淡化速度，讲求质量”的总体经济政策定位之下，2013年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内涵正在发生微妙调整。
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多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上，“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的提法，释放出货币适度宽松的信号，货币政策有望稳中偏松。
在微观货币政策调整工具上，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
“国外持续宽松的环境背景，国内扩大内需的需求，都为降息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了条件。”赵庆明认为，消费信贷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能够适当降息，对信贷增长是正效应。
“如果降低融资成本，必须扩大货币供给，原因在于金融抑制。”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出席“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时谈到，资本应该是财富源泉的要素，但中国作为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却造成了全球最严重的资本稀缺，中小企业普遍贷不到钱，甚至高利贷泛滥。
从总量上，中国金融是一种金融抑制的局面，从结构上，并没有抑制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主要抑制民间企业、信贷。故滕泰的建议是，在2013年中期CPI重新攀升之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应尽快降低到15%以下。
在高盛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看来，短期内亦没有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需要，理由是最近经济活动复苏已大大减小了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也认为，降低融资成本并不是一刀切的，一味的放松只能解决规模问题，但总量的杠杆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降息、降准的结果即便是流行性很宽松了，但还是流不到企业末梢，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还是考虑有针对性的窗口指导，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信贷利率的限制。”在张茉楠看来，税收的优惠和扩大信贷的下浮空间更能快速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重视消费金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重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中国的金融结构总体上，银行、金融市场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太多，同时，借给老百姓的钱太少，造成民间消费很难跟上来。”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中国过去太强调企业金融、生产者金融、投资金融，而忽视消费金融。
陈志武给出了一组数据，1994年时固定资产投资是GDP的35%，但到2010年就上升到了70%。而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除以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1980年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但到了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大约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在陈志武看来，这恰恰说明，靠不断投资带动增长，强调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和框架是没办法再持续下去的，“从很多角度上看，实体经济发展得有点过头了。”
相比之下，美国家庭负债到去年年底大概是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80%。而在中国银行113万亿的金融资产只有2.7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投放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占GDP的比重不到5%。
“未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不仅仅要强调金融的发展，更要强调发展消费者金融。”陈志武呼吁。
张茉楠认为，消息金融要与中国现有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银行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相适应。在消费快速升级的今天，金融产品要跨期设计，需要考虑近期、远期跨期成本的分担，重要的是银行内部有没有做好金融产品研发创新、风险业务、人才储备的准备等等，“消费金融仍任重道远。”
风险潜伏要警惕
12月14日，惠誉发布报告称，中国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负面。惠誉认为，随着2009-2010年大规模信贷扩张的后果逐步显现，到2012年底中国信贷总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从2008年末的128%攀升至190%，因此未来很可能会下调中国的评级。
12月17日，穆迪提出警告，中国地方政府近期越来越多地利用政府信托合作产品(下称“政信产品”)为资本项目融资会影响部分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通常，政信产品的期限较短，只有1-2年，而收益率高达到9%-14%，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加剧了再融资风险，并会造成现金错配的现象。
对此，张茉楠表示：“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当作警示即可，不必过分放大。”
在控制风险源头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不会让资金链断裂发生，但又“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而“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提法，意味着2013年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开支等或将受到制约。
事实上，以“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替代了往年常出现的“较快”二字的表述，恰是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做出新的抉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12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宏观调控和货币财政政策领域，突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明确提出了逆周期，支持融资总规模与信贷增长的态度更加明确。
在宏观货币政策上，“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的表述，释放出货币适度宽松的信号。多位专家分析，在宽财政的主基调下，货币政策很可能会稳中偏松。
“从各家银行的汇总目标和监管部门确定的目标来看，2013年的新增贷款在8.5万亿到9万亿之间。”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此，广义货币M2目标增速设定为12%就可以完成这一目标。
如何“稳中偏松”
在“淡化速度，讲求质量”的总体经济政策定位之下，2013年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内涵正在发生微妙调整。
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多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上，“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的提法，释放出货币适度宽松的信号，货币政策有望稳中偏松。
在微观货币政策调整工具上，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
“国外持续宽松的环境背景，国内扩大内需的需求，都为降息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了条件。”赵庆明认为，消费信贷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能够适当降息，对信贷增长是正效应。
“如果降低融资成本，必须扩大货币供给，原因在于金融抑制。”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出席“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时谈到，资本应该是财富源泉的要素，但中国作为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却造成了全球最严重的资本稀缺，中小企业普遍贷不到钱，甚至高利贷泛滥。
从总量上，中国金融是一种金融抑制的局面，从结构上，并没有抑制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主要抑制民间企业、信贷。故滕泰的建议是，在2013年中期CPI重新攀升之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应尽快降低到15%以下。
在高盛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看来，短期内亦没有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需要，理由是最近经济活动复苏已大大减小了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也认为，降低融资成本并不是一刀切的，一味的放松只能解决规模问题，但总量的杠杆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降息、降准的结果即便是流行性很宽松了，但还是流不到企业末梢，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还是考虑有针对性的窗口指导，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信贷利率的限制。”在张茉楠看来，税收的优惠和扩大信贷的下浮空间更能快速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重视消费金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重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中国的金融结构总体上，银行、金融市场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太多，同时，借给老百姓的钱太少，造成民间消费很难跟上来。”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中国过去太强调企业金融、生产者金融、投资金融，而忽视消费金融。
陈志武给出了一组数据，1994年时固定资产投资是GDP的35%，但到2010年就上升到了70%。而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除以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1980年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但到了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大约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在陈志武看来，这恰恰说明，靠不断投资带动增长，强调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和框架是没办法再持续下去的，“从很多角度上看，实体经济发展得有点过头了。”
相比之下，美国家庭负债到去年年底大概是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80%。而在中国银行113万亿的金融资产只有2.7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投放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占GDP的比重不到5%。
“未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不仅仅要强调金融的发展，更要强调发展消费者金融。”陈志武呼吁。
张茉楠认为，消息金融要与中国现有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银行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相适应。在消费快速升级的今天，金融产品要跨期设计，需要考虑近期、远期跨期成本的分担，重要的是银行内部有没有做好金融产品研发创新、风险业务、人才储备的准备等等，“消费金融仍任重道远。”
风险潜伏要警惕
12月14日，惠誉发布报告称，中国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负面。惠誉认为，随着2009-2010年大规模信贷扩张的后果逐步显现，到2012年底中国信贷总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从2008年末的128%攀升至190%，因此未来很可能会下调中国的评级。
12月17日，穆迪提出警告，中国地方政府近期越来越多地利用政府信托合作产品(下称“政信产品”)为资本项目融资会影响部分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通常，政信产品的期限较短，只有1-2年，而收益率高达到9%-14%，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加剧了再融资风险，并会造成现金错配的现象。
对此，张茉楠表示：“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当作警示即可，不必过分放大。”
在控制风险源头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不会让资金链断裂发生，但又“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而“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提法，意味着2013年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开支等或将受到制约。
事实上，以“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替代了往年常出现的“较快”二字的表述，恰是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做出新的抉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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