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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才有重大改革

作者:易宪容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2-12 22:36:00

摘要: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一旦合法化及制度化,它将成为整个社会改革的严重障碍,从而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以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易宪容

    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陪同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开风气之先的广东调研,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在笔者个人看来,这个讲话,不仅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点,即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为,任何改革开放都需打破现有的利益关系,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与法律重新调整与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及激励约束机制。对既得利益者来说,当改革开放要打破现有的利益关系时,他们出来反对甚至于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固化现有的利益关系也是必然。因此,如果不能够突破现有的利益固化藩篱,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是不可能的。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得从当前改革开放的路径与方式入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当前中国不仅面对着“体制性虚荣”,而且也陷入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面对这种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到外地调研的第一站——改革开放中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就是希望激发起国人对当前中国制度改革的反思与热情,就是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可以说,如何深化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成了国人的共识,也应该是十八大新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深层次改革要改什么?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首先就得对现有的改革思维模式进行反思或审视,就得重新认识当前改革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30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渐地放弃自下而上的改革转变为自上而下改革的路径过程。而且这种转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当前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即是建立在威权的领导及中央政府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的自上而下改革。
    30多年前,邓小平以其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禁区,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是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改革深入发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与困难会越来越大,甚至于这些既得集团利益早就用制度方式已经固化。特别是当前中国改革不仅没有对现有改革路径进行反思,而且无论是改革的总体规划,还是当前十分盛行的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把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发展到淋漓尽致。因此,全面反思当前中国的改革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改革路径进行重大的调整或转型,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的第一要义。因为,只有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制度与法律,才能让这样的法律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与约束。这才是中国新一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也是打破当前利益固化藩篱的核心所在或切入点。比如说,为何当前许多制度安排会造成重大的利益冲突和诸多社会问题。这就在于这些制度安排或设计不是自下而上完成,不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而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不仅无法调动全国人民智慧与积极性,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制度设计可能成了少数精英维护其利益的工具或保护既得利益的护身符。因此,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反思应该是当前中国深层次的重大制度改革第一要务。
    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一旦合法化及制度化,它将成为整个社会改革的严重障碍,从而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以确立。可以说,当前中国法律条文应该不少,但多数法律制度安排是管制绝大多数人而不是约束政府权力的。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还要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就得重新界定现行的法律是从何而来,就得反思这些法律制度是不是平衡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来自于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
    还有,中国改革方式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对比上个世纪东欧经济改革不如中国成功,渐进改革方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在主流意见看来,任何激进式的改革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不会取得成功。但是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对德国西部及西北地区的影响表明,激进的制度改革可以清除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障碍,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激进的制度改革不一定仅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反之,它可以是一种新制度或社会秩序建立的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也得重新思考当前这种渐进改革的方式了。如果我们制度改革老是试点后进行,不仅容易错过改革的良机,也会让固化的利益藩篱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强化。
    再就是,中国重大的制度改革就得重新界定政府之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界定得十分清楚。比如确立制度界定产权、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保护弱势民众的财富不会受到侵害等。但是,中国政府职能则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宰。它不仅持有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经济。中国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以权力为核心而展开,以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国内经济生活中,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应该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

    总之,只有对已经的改革思维模式与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才能突破现有的利益固化藩篱,并为十八大后改革开放奠定基础。而以往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与模式,仅是由少数精英操弄的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不能成为十八大后改革的动力,反而这些改革路径与思维模式可能成为十八大后深化改革的重大阻力。因为,当前所有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都是这种改革模式与路径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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